古代门祭与门神崇拜 背后的文化象征与意蕴 | 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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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者按

无论时代怎么变换,春联、福字、年画、窗花等具有美好祈愿和守护意义的文化符号都为中国人代代传承,门神也是其中之一。自古以来,门神就是传统春节习俗中最具代表性的守护符号之一,承载着驱邪避凶、护佑家宅平安的美好祈愿。本期,我们跟着历史学家王子今先生的讲述,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上门、门祭、门神的寓意、流变以及对中国人的影响。

《门祭与门神崇拜: “门”的民俗文化透视》  王子今 著

汉唐阳光·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6年2月版

“门”,历来在最基本的社会物质生活形式“衣、食、住、行”之中,与“住”与“行”都有着直接且非常密切的关系。

“门”是居处与外界之间通路的出入口。“门”的设置,可以控制内外交通,实现外防内守,保障居所的安全。此外,人们由此进行相互交往,几乎在进行任何社会活动时,“门”均为日常出行与归返所必经。《说文·门部》里说:“门,闻也。从二户,象形。”段玉裁解释说:“以叠韵为训。‘闻’者,谓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也。”可见,“门”对于认识世界与传播信息的意义,很早就已经受到重视。

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对“门”就产生了某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观念。近世民族学资料和民俗学资料中的许多内容可以使有关书籍的记载得到印证,说明这种观念的历史影响十分久远。以这种观念为基点,古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许多今人已经不易理解的文化现象。

在殷商时代的考古资料中,可以发现建筑基址门下掩埋人骨的迹象。春秋时期有关埋首于门与磔狗于门的记述,反映出文明社会早期关于“门”的某些礼俗已经形成传统并得以长期继承。先秦儒家经典中关于“门祭”的烦琐规范被确定为正统礼制的基本内容之一。通过作为民间通用数术书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有关内容,则可以看到民间风习的相应倾向。岁时节庆礼俗中有关“门”的内容,其实是在千百年来历史的反复动荡中凝定而成的,由此亦可见其文化意识基础之牢固坚实。

人们出行前临门祖饯等习俗,封建王朝于宫门献俘、奏凯等制度,也都具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城邑、宫廷“门”的位置、方向、形制乃至命名,都需要考虑许多文化因素方能确定。民间房屋建筑对于“门”的设置和建构,都有十分严密的禁忌规范,由此体现出的居主的心理倾向,也反映了文化背景的某些重要特质。而对于门联以及门神为何具有避邪迎祥的意义,也可以通过历史考察进行更深层的文化分析。

《易·系辞下》写道:“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韩康伯注:“取其豫备。”一方面,“门”的设置,最初的直接意义在于对外防御,所以《艺文类聚》卷六三《居处部三》“门”条下首先引《释名》曰:“门,扪也。在外为扪。幕障卫也。”另一方面,“门”的交通内外的作用当然也受到注意,《初学记》卷二四引李尤《门铭》曰:“门之设张,为宅表会。纳善闲邪,击柝防害。”于“闲邪”“防害”的同时,人们又由此“纳善”。《初学记》卷二四“门”字题下关于宫门的“事对”中,可以看到“听政、登贤、广德、明礼、会福”等宫门定名,都体现了处理公共关系时通过“门”集纳汇聚外界积极的文化影响的意识,而宫门命名“却非”,则表现出对外来影响的警惕、戒备与排拒的态度。

我们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这后一种态度往往成为中国人传统交往意识的主流。唐代诗人卢仝曾作《门箴》:“贪残奸酗,狡佞讦愎,身之‘八杀’。背惠、恃己、狎不肖、妒贤能,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予敢辞,无是无此予之师,一日不见予心思。思其人,惧其人。其交其难,敢告于门。”具有称作“八杀”的八种恶行和称作“四孽”的四种恶习的人,是不可以结交的,只有“无是无此”者,方可以成为相互敬重、相互思慕的友人。而所谓“其交其难,敢告于门”,正可以说明“门”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门祭与门神崇拜所表现的对“门”的特殊情结,其实也可以看作一“思”一“惧”,一“交”一“难”,且往往“惧”重于“思”,“难”重于“交”的传统交往心理的文化折射。

通过对由早期门祭到后期门神崇拜的历史文化演进过程的研究,我们无疑可以认识中华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并由此透见传统民族精神的某些特质。例如,长期以来慎于交往、简于出行,以及相互忌避、人人自防等传统的心理定式,往往可以在有关“门”的民俗现象中得到反映。深入研究门祭与门神崇拜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历史演变的源与流,也应当有益于增进对我们民族文化史发展总趋势的全面认识。

编辑 秦天 审读 冯思颖 二审 桂桐 三审 郑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