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城清韵邓友梅 | 人文天地·南海潮

读特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小镇书店售货员周某捎口信给我:“新到了《重放的鲜花》,特意给你留了一本!”我赶去书店,捧着带着余温的新书,满心欢喜。

一口气读完此书,刘宾雁的文字锋利、王蒙的思考深刻、陆文夫的笔触温润,而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最合我意。他笔下人物心思细腻,对话满是地道京腔京韵,带着烟火气。那时没想到,这纸上缘分,多年后会在深圳结出真情谊。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调任深圳南山区委办公室。彼时特区刚起步,“三天一层楼”是真实写照,上海宾馆往南还是农田,电子大厦算是少数高楼。1991年夏天,广东作协主席陈国凯来电:“老弟,邓友梅来深圳了,住在西丽麒麟山创作之家,晚上一块见见面。”

挂了电话,我驱车接国凯前往西丽。那时西丽尚偏,二十多公里多是泥沙公路。麒麟山创作之家藏在山窝,四周青山环绕,门口一方大湖,清静得很。推开门,客厅里坐着位面容清俊的长者,穿短T恤,眼神温和,见我们进来起身相迎,京腔不疾不徐:“来了,快坐。”这便是邓友梅先生。

那晚饭菜简单,几样粤菜配淡茶。国凯偶尔说些文坛趣事,邓先生轻声细语,聊起深圳满是赞许:“特区真是新气象,思想活,干活实,环境宽松,适合做事。我每次来,都能看到新变化。”这话朴实却说到建设者心坎,彼时深圳正奋力前行,得到这位历经风雨的老作家认可,心里暖暖的。我拿出胶片相机,邓友梅提议:“咱们仨合张影吧。”快门按下,那个宁静的夜晚就此定格。

往后邓先生来深圳,国凯总会叫上我。我成了他们的专职司机,每次坐他总爱靠窗看风景。车过泥泞路,他念叨:“下次来,说不定就修平了。”路过工地,他称赞:“这速度,真了不起。”他说:“你们这座城市,像攒着劲儿的年轻人,每次见都不一样。”这京腔里的赞许,正是对特区实干精神的最好注解。

1994年,我调任罗湖区翠竹街道书记。再次见到邓先生时,他诚肯依旧,让我想起《烟壶》里宁肯断手不低头的聂小轩,原来文字里的气节,正是作者本心。

临别时,邓友梅拿出一本《烟壶》,扉页已题好我的名字,字迹遒劲:“这是我花心思最多的作品,送你作纪念。”国凯后来对我说:“邓友梅为人正派,写东西有根,他的京味小说藏着中国人的骨气,我最敬重他。”摩挲书页,想起聂小轩断手明志的情节,更觉这份礼物沉甸甸的。

2001年秋,邓友梅来电:“我到深圳了,住在阳光酒店,国凯在广州,你要是方便,来坐坐?”那时我已调任南湖街道,阳光酒店恰在辖区内。我赶到酒店,他取出一幅书法作品,隶书“和而贵”三字工整清秀,落款也题了我的名字。“你还练书法?”我有些惊讶。他笑答:“闲来无事练练,换换脑子。”这份细致热忱,让我心里一暖。

午餐时我们聊了许久,我介绍:“南湖街道不足3平方公里,与香港隔河相望,是深圳最早开发的城区,现在有126栋高楼、30家三星级以上宾馆、83家歌舞厅。”他听得认真,感叹:“这规模赶上北京王府井了。”

如今,麒麟山创作之家早已变样,泥沙路成了柏油路,稻田被高楼取代。我的书架上,《重放的鲜花》虽已泛黄,《烟壶》扉页的字迹依旧清晰,“和而贵”的书法挂在书房,合照珍藏在相夹里,每次看见都想起邓先生温和的笑容。

深圳仍在飞速发展,“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依旧激励着后人。我与邓友梅先生的缘分,从文字相逢到特区相处,再到笔墨相赠,跨越二十载。他的作品醇厚,写世态人情,藏做人骨气;他的为人真诚,温和却有力量。那些平淡相处的时光,如陈酒般醇厚。城市在变,时代在变,但真诚待人、坚守本心的品格,永远不会过时。这是特区的启示,也是邓友梅先生用笔墨与行动教会我的道理。

编辑 吴诗敏 审读 李建国 二审 王雯 三审 窦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