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亚太共同体”是各成员“最大公约数”所在 ——访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刘晨阳|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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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进入中国时间,这也是中国第3次担任东道主。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当好东道主,中方全年工作将围绕一个中心展开,那就是把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

亚太共同体这一概念有何深刻内涵?应该如何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作为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城市,深圳应该如何扛起责任,推动亚太共同体概念从蓝图走向现实?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刘晨阳。

APEC让亚太从地理概念上升为兼具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内涵的综合性概念

深圳特区报:APEC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的成立对“亚太”这一概念本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晨阳:1989年,APEC正式成立。当时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兴起,特别是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迅速崛起,改变了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在此背景下,如何借鉴欧洲经验,在亚太建立一个合作机制,成为地区成员的共同诉求。与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较早的欧洲地区相比,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数量众多的地区成员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大,基于结构性权力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建设的传统路径并不适用。公平性成为打造亚太经济秩序的首要前提和决定性因素,所以“APEC方式”应运而生。

“APEC方式”是对APEC指导原则、规章制度和治理模式的系统归纳,包括以下要素和特点:倡导亚太大家庭精神,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承认成员的多样性,在合作进程中强调灵活性、渐进性,集体行动和单边行动相结合;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不搞封闭的排他性区域经济体系,重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促进作用。与欧盟那种具有约束力、充分让渡国家主权的一体化路径不同,APEC每个成员无需过度让渡主权,参与合作基于自主自愿,充分承认成员间的多样性。

在这个背景下,“亚太”由此从原来比较单纯的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兼具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内涵的综合性概念。其地理范围包括太平洋东西两岸,从北美到南美到大洋洲、再到东亚乃至此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环太平洋区域。APEC的成立,其实也改变了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布局。如今,APEC成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合作机制。

从“茂物目标”到“布城愿景”:明确三大合作支柱推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

深圳特区报:从APEC“茂物目标”到“布城愿景”,APEC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共同体?

刘晨阳:1993年,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之后每年召开一次。1994年,APEC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会议确立了APEC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即“茂物目标”,提出发达成员于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于2020年前实现这一目标的两个时间表。

2019年和 2020年分别是APEC成立30周年和茂物目标到期,这两个重要时间节点的相继到来意味着APEC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此为契机,APEC各成员结合亚太区域合作发展的现实需要,围绕“后茂物时代”的APEC合作新蓝图和整体规划展开了深入讨论。2020年,马来西亚以视频方式举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围绕“激发人民潜能,共享强韧、繁荣未来”的主题进行讨论,通过了《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即“布城愿景”,提出2040年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布城愿景”对贸易投资合作的范畴进行了重新定义,在延续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强化对WTO的支持等传统议题基础上,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互联互通合作纳入其中。在新愿景框架下,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取代“茂物目标”时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成为 APEC 推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主要路径。这预示着“后茂物”时代的APEC贸易投资合作将由内涵式发展转向外延式发展,旨在通过合作空间的拓展孕育新机遇和新动能,提升该领域合作的实效性。

“布城愿景”的诞生,我有幸亲身参与。2018年至2019年,各成员成立了“APEC愿景专家组”,制定承接 “茂物目标”的一个新的中长期目标。每个成员推荐一名资深APEC专业人士,有的是外交官、有的是工商界人士、有的是学术界人士,共21人撰写APEC新愿景可行性报告。我本人就是作为该专家组中方代表参与了这项工作。我们当时设计的内容比最终公布的更多,特别是在合作支柱领域方面,原先设定了六个合作领域作为优先方向,但经过各成员领导人层面求同存异的协商,有些被去掉,有些进行了合并,最终形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三大支柱。这一过程本身,也充分体现了“APEC方式”求同存异、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精髓。

显然,与“茂物目标”相比,“布城愿景”更具雄心,维度更广,这表明在积累了30余年的合作经验之后,各成员对利用APEC平台开展更加多元化和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的意愿进一步增强,也预示着APEC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把亚太自贸区建设作为一个重点推进

深圳特区报: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建设亚太共同体”这一目标如何继续凝聚各方的共识?

刘晨阳: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过去5年来,每一个APEC东道主在设定议题的时候,都把如何落实“布城愿景”作为一个根本的出发点,我们今年也是这样的总体思路。

但是从侧重点来说,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如何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这是目前APEC成员广泛关注的问题。简单来说,这个目标是要建设一个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统一的高水平的制度化安排,来缓解目前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交织延伸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亚太自由贸易区有两个轮子,一个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个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CPTPP现在都已经生效,建成亚太自贸区的基础条件更加成熟了。近几年担任APEC东道主的国家,从前年的秘鲁,到去年的韩国,再到今年的中国,都把如何务实地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如何使它尽快地实现“从0到1”的突破作为一个重点推进。

在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方面,是相对贸易投资合作更容易的领域。比如,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合作有两个大的方向,纵向上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横向上是把数字经济和很多领域进行交叉,体现数字经济跨领域的特征,利用数字经济去带动APEC其他领域的发展。包容和可持续增长合作,则更是APEC成员合作的富矿,包括中小企业、妇女、劳工、绿色低碳、环保等领域更容易让大家找到更多的交集。

要看到,APEC在30余年风雨历程中形成的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体现出了强大的制度韧性,有助于抑制亚太地缘政治与经济的碎片化风险,使APEC各成员可以共同谋求亚太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凸显出APEC在变乱交织局势下作为国际关系“调节器”、地缘政治博弈“减压阀”、地区经济秩序“稳定器”和国际经贸治理新范式“孵化器”的多元作用。我觉得这是APEC在当前特殊情况下,所显示出的新的重要价值所在。

对中国而言,充分利用APEC机制推动亚太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和包容方向演进,不仅是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区域实践,也是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话语权、打造国际经贸新格局的有效路径。

深圳应该努力成为中国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成效的最佳范例

深圳特区报:作为2026年APEC会议举办城市,深圳应如何推动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走向现实?

刘晨阳:深圳之所以被选为今年APEC会议主办城市,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其城市特质与APEC新愿景高度契合。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亮丽名片,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前沿,这正呼应了APEC“中国年”三大优先领域“开放、创新、合作”。

深圳的机遇在于,它不应仅仅是会议的举办地,更应成为亚太在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等方面的“示范区”和“展示窗”。通过会议的议题设置、成果设计,深圳可将其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高水平开放等方面的实践,系统地与APEC合作议程相对接。

更重要的是,要放大“后会议效应”。通过建立与APEC议题衔接的长效合作机制,深圳可以突破大湾区范畴,将其创新动能辐射至东南亚、大洋洲乃至整个亚太,努力成为亚太创新合作网络的关键枢纽,成为中国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成效的最佳范例。这既能提升深圳的国际影响力与美誉度,更能为国家深入参与区域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坚实的地方实践支撑,实现城市发展动能与区域合作势能的同频共振。这是深圳肩负的独特使命,也是其价值所在。

编辑 白珊珊 审读 张雪松 二审 李璐 三审 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