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浙江强村公司将村级资源、镇域组织能力与市场化经营有效衔接，为分散村庄进入市场提供共同载体。浙江强村公司发展模式呈现了乡村资源如何被组织，也为广东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提供了重要实践参照。

浙江“千万工程”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起步，经过二十余年推进，逐步发展为贯通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系统工程。广东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省情，创新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并实现三年初见成效。两项工程的任务重点各有差异，深层逻辑一脉相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县域统筹和城乡融合，以久久为功推动资源、产业与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

广东对浙江经验的吸收，落脚于把治理理念转化为适应本地条件的组织能力。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在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集体经济实力上差异明显，强村公司的组织边界、业务结构和利益联结方式也会呈现多样形态。2025年，中共广东省委发布广东省“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培育强村公司，表明这一模式已进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视野。浙江经验所揭示的成效、条件与张力，为广东认识其运行规律提供了现实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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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抱团聚力与机制转换：强村公司的现实成效

湖州、杭州各调研点呈现出相近的制度轮廓——强村公司以集体所有为根基、跨村联合为动力、公司化经营为工具，将分散资源和行动能力提升到镇域配置。

1. 资源聚合拓展集体经济经营范围

村级集体经济长期受到资源碎片化、项目承载力有限和村际发展不均衡等因素制约。强村公司以资产和业务为纽带，将各村资金、经营性物业、闲置空间与组织资源汇入统一平台。单个村庄难以承接的项目，由联合主体形成规模和议价能力；资源相对薄弱的村庄，也由此进入更大的经营体系。抱团发展的深层价值，在于把村际差异转化为互补条件，把零散资源转化为区域性集体行动能力。

2. 组织优势转化为规范化经营能力

强村公司处于基层治理、集体经济与市场运行的交汇处。党建引领和镇域统筹降低跨村协调成本，增强资源匹配能力。公司治理、合同管理和项目运营，则使公共服务需求与乡村资源进入可核算、可持续的经营流程。浙江实践展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基层经济中的结合：组织优势打开协同空间，公司机制形成经营秩序，乡村资源由静态占有转向持续运营。

3. 经营收益助力村庄公共发展

强村公司的绩效同时具有经济属性和公共属性。经营收益进入村级集体经济体系，再通过公共设施、环境治理、民生保障和产业服务回到乡村，转化为公共资本。多村共同参与，也使发展成果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由此，集体资产获得保值增值的路径，基层组织获得服务群众的物质基础，市场效率与共同富裕目标在同一载体中形成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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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抱团增收到自主造血：强村公司的成长约束

浙江强村公司通过跨村联合模式已取得良好实践成效，有效破解发展起点低、资源体量不足的现实难题。但在发展过程中，内生经营能力短板逐步显现，现实张力集中体现在稳定项目与市场拓展、集体控制与专业经营、集体增收与群众感知这三组矛盾关系当中。

1. 稳定业务尚未完全转化为市场开拓能力

浙江强村公司多以公共工程、运维服务、资产经营和绿色能源等业务起步。这类业务现金流相对稳定，符合守护集体资产、控制风险的取向。当业务较多依托镇域资源、公共项目和行政协调时，公司应对外部客户、行业竞争与市场波动的能力仍有边界。自主造血体现为企业依靠专业团队、经营资质、客户关系和成本控制持续获得订单的能力。部分公司已开始积累这些要素，整体仍处于由资源驱动向能力驱动转换的过程。

2. 集体控制与专业经营仍在磨合

强村公司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设立，经营活动遵循公司治理规则，重大事项又关联集体资产监管、民主决策和公共责任。多重制度安排为集体资产设置安全边界，也使决策链条和经营节奏具有特殊性。部分公司仍较多依靠基层干部的协调经验，专职人才、市场开发和精细化管理基础相对有限。公司化组织已经建立，专业化能力呈现阶段差异，治理结构与经营效率仍在磨合。

3. 集体增收与群众感知存在传导距离

强村公司的收益通常先进入村集体，再通过公共支出、再投资或成员分配转化为具体利益。村民获得的较多是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间接收益，直接就业和现金收益相对有限。当收益融入日常村务，普通村民对公司的功能和利益联系未必形成清晰感知。集体经济增长、村庄公共能力提升与个体获得感之间存在传导过程，也体现了市场主体和公共载体双重属性下的绩效识别难题。

三、从“千万工程”到“百千万工程”：浙江经验的广东价值

强村公司既探索了农村集体所有制与现代市场机制相衔接的基层形式，也集中呈现了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组织动员与专业经营之间的关系。由浙江“千万工程”观照广东“百千万工程”，强村公司构成一道重要桥梁：一头连着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一头连着富县强镇兴村、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对其运行逻辑的研究，具有超越单个企业和地区的意义，也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形成持久内生动力提供了鲜活样本。

文丨左小明 桂陆瑶  陈镜宇

（作者分别是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与研究助理，本文系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强村公司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基于粤浙两省17市443村的调研研究”课题（编号：pfjh2026bk06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