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祈祷落幕时》剧照，阿部宽（右）饰演加贺恭一郎，松岛菜菜子（左）饰演浅居博美

批评者认为东野圭吾的小说缺乏深度，不算冤枉他。当“社会派推理”作家解剖社会病理、表现复杂人性时，东野圭吾选择了一条更通俗的路。

社会问题只是他小说的背景和工具，他笔下人物看似复杂的内心，总是包裹着极致而简单的情感内核。角色本身就是推动情节的核心动力，加上对节奏、矛盾和戏剧性的把握，让东野圭吾的作品总能给大众读者带来强烈的情感震撼。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温雪亮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深厚的传统：“原来推理小说还能这样创作啊”

在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1841年发表《莫格街凶杀案》后，侦探小说这一类型的作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几十年后，柯南·道尔笔下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将这种类型的作品推广到了世界。清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海军协定》被张坤德翻译成了中文，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邻国日本则在1894年翻译了《歪唇男人》。

此后几十年，日本翻译、改写了不少欧美的侦探小说，不少文坛巨匠也纷纷下场创作。如谷崎润一郎、冈本绮堂、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这些作家的作品并非福尔摩斯式的侦探小说，他们创作的核心多是关注与犯罪相关的人物的心理变化，没有刻意追求犯罪手法或其游戏性。

直至强调诡计和逻辑的江户川乱步横空出世，才让日本的侦探小说与国际接轨。从1923年开始，日本文坛在乱步的刺激下，海量与诡计有关的侦探小说涌现，并出现可以媲美欧美“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盛景。

侦探小说大受欢迎，无数作家涌入这个赛道，开始往其中塞入各式各样的元素。有人看不惯这种“乱来”的创作氛围，想给侦探小说添加规则。英国的代表是罗纳德·诺克斯，他于 1929 年提出了“推理十诫”；美国的代表是S·S·范达因，他于1928年提出了“二十条法则”；日本的甲贺三郎在1925至1926年间提出了“本格侦探小说”（本格为日语词汇，意为“传统”）与“变格侦探小说”的概念。他们希望让侦探小说的创作受到约束，保持其公平的游戏性（作家与读者之间进行公平的智力对决）。

总之，只要违反规则，就会被视为这个文类中差劲的作品——朱利安·西蒙斯《西方侦探小说史》

这样的约束遭到了部分作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制约会阻碍侦探小说的发展。日本吵得最欢的，是甲贺三郎跟他的好兄弟木木高太郎。木木高太郎主张侦探小说艺术论。江户川乱步、大下宇陀儿、平林初之辅、高木彬光等一众日本文坛大佬纷纷加入争论。不论他们持哪种观点，创作的作品大多都没有跳出固有框架，不是拘泥于诡计，就是与现实社会脱节。这场争论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留下了一堆称谓。争论随着甲贺三郎的突然病逝而结束。此后，就连变格侦探小说的用法，也很少再有人提及。

▲1987年，松本清张 图/视觉中国

这次争论并非完全没有收获。木木高太郎在这段时间发明了“推理小说”这个名词，本意是想让传统的侦探小说不再被条条框框约束，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此外，他挖掘出了一颗耀眼的新星——松本清张。

在木木高太郎的提携下，松本凭借《某〈小仓日记〉传》获得了第28届芥川奖。芥川奖是日本知名的严肃文学新人奖。也就是说，松本清张是以严肃文学作家的身份出道的。

日本推理文学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58年。这一年，松本清张的两部作品——《点与线》和《眼之壁》——接连出版。彼时，“社会派推理”的说法尚未出现，但这种在保留推理小说框架的同时探讨社会性问题的作品，让不少读者眼前一亮，“原来推理小说还能这样创作啊！”这两部作品一经出版便成了当时的畅销书。

同年，大薮春彦出版了《野兽必死》，这部极具国际范的作品，让冷硬派作品在今后的日本文坛中大放异彩。依旧是这一年，一个日后将影响日本推理文学的男孩出生了。这个男孩本来不爱看书，在长大后深受松本清张等人的影响，萌生了创作的想法。他凭借江户川乱步奖出道，之后接连斩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直木奖、本格推理大奖等重要奖项。这个男孩便是东野圭吾。

“给千篇一律的生活制造些不一样的”

根据《东野圭吾的最后致意》这本自传的介绍，东野圭吾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爱体育、爱电影，总之是年轻人喜欢的那些东西。直到16岁那年，东野才迷上了推理小说。他阅读的第一本推理小说是小峰元的《阿基米德借刀杀人》，并由此知道了江户川乱步奖这个奖项。产生创作的想法则是在阅读了松本清张等人的作品后，东野圭吾先后创作了《智能机器人的警告》和《狮身人面像的积木》。后来，他在重读这两部作品后发现写得太糟糕了。直到现在，它们都没有被出版。

之后几年，东野忙于学业和工作，暂停了创作的想法。后来再萌生创作的念头，主要是因为工作上的不顺心。“在公司待了两年左右，感觉上班族的日子十分单调，所以我很想给这样千篇一律的生活制造些不一样的。”他在2011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

1983年，他把《人偶之家》投给第29届乱步奖——失败。

1984年，他把《魔球》投给第30届乱步奖——失败。

1985年，他把《放学后》投给第31届乱步奖——成功！

东野圭吾没想到，自己只投了三次稿就荣获了乱步奖。直到现在，有些创作者投了近十年的乱步奖都没有成功。获奖后的一年多里，东野举办了他人生中少有的两场个人签售会。第一次前来捧场的人有很多（多是熟人），这让东野圭吾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自己举行签售会，就会有这么多人前来。结果，第二次签售会只来了一个小学生，甚至不是奔着书来的。对方让东野把名字签在了一张小广告单上。从那天起，东野圭吾发誓再也不办签售会（其实十几年后他还举办过一场）。

东野圭吾的错觉不光是在签售会上。获奖后的第二年，《放学后》卖出了十多万本。这让东野圭吾信心大增——似乎凭写作谋生也不是什么难事。于是，他提交了辞职信，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公司，搬去了东京生活。

从这一年开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的作品都没有能卖得好的。

不赚钱的现实

东野圭吾出道后的第二年，在西村京太郎的带动下，日本推理文学迎来了旅情小说时代。这是一种将推理与旅游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模式，以旅行内容为主。由于很适合影视化，加上当时的日本盛行乘车出门旅游，大量作家投身到这个赚钱的创作路径中。甚至，与之相关的山岳推理小说也有了不错的市场。那些坚守传统推理小说创作的作家虽不在少数，但他们的作品市场反响很一般——东野圭吾、岛田庄司、中町信等人的作品均在其中。推理评论家二上洋一将这些作家称为“NEW本格派”，但毫无宣传作用。直到1989年，一个更知名的营销称呼出现了，那就是“新本格”。

1987年，在岛田庄司的推荐下，讲谈社的主编宇山日出臣决定出版绫辻行人的《十角馆事件》。两年后，在绫辻行人的推荐下，宇山日出臣又让法月纶太郎、我孙子武丸、歌野晶午等作家出道。因为都是些新人作家，宇山日出臣便用“新本格”一词来称呼他们，重点突出“新”这个字眼。

▲日剧《十角馆事件》剧照，根据绫辻行人同名作品改编

我与岛田庄司、我孙子武丸等作家相识，据他们亲口所述，“新本格”一词确实是一个营销用法，非要说概念的话，更像是一种时间上的用法。从绫辻行人发表《水车馆事件》开始算起，只要是写传统推理的新锐作家，都能冠以这个标签。

新本格名气响亮，但这类作品不是市场的主流。天马行空的诡计创作，主要在年轻人中有一定的讨论度。这些作品的销量大多不佳，普遍在3000册左右。直到将妖怪与推理小说融合的京极夏彦出现，才改变了这一现状。但最终能熬出头的，还是固定的几位作品故事性强的作家——即便到了2026年，依旧是故事性强的作品能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

在“新本格”兴起的1980年代末，西村京太郎、赤川次郎、逢坂刚等作品具备高戏剧性和高可读性的作家才是主流，他们都不属于“新本格”派。东野圭吾努力创作的推理小说，几乎都泥牛入海。他的《十字公馆的小丑》甚至被批判跟风新本格风潮。

这让东野圭吾慢慢认清了现实。

诡计有固定的答案，人性却有无数种可能

日本出版业向来很现实。一个作家说话是否有分量，主要得看其作品的销量。从1988年开始，东野圭吾的作品几乎每年都能入围一些奖项，但编辑对他的态度一直爱答不理。

没过多久，日本的至暗时刻来临了。

1992年，松本清张去世。彼时，日本的泡沫经济正在崩溃。房地产市场崩盘、金融机构破产、无数民众破产、失业率和自杀率飙升……在此期间，出版社很难独善其身，加之影视产业的衰退和撤资，不少作家雪上加霜。很多作家放弃了写作这条路。

日本文坛的不少作者开始反思，为什么原本欣欣向荣的社会，会变成这个鬼样子？宫部美雪的《火车》、驰星周的《复活祭》、池井户润的《修罗场》等作品均以这段时期为背景进行创作。作者们试图在作品中寻求答案，也希望读者通过作品了解这段历史的荒诞。亲历这段历史的东野圭吾，常将其作品的背景设置于此时期。比如《秘密》《白夜行》《祈祷落幕时》……都与日本经济低迷的历史背景有关。从销量看，读者更喜欢这类作品。

1998年，《秘密》出版。这本书不仅等来了久违的加印，还有影视公司破天荒地前来谈改编事宜。次年，《秘密》获得了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终结了东野圭吾长达14年的文学奖连败纪录。《秘密》的获奖和影视化，像一剂强心针打在了东野身上。他重拾信心，创作心态有了不小的变化。他发现，人性的创作才是最有趣的推理。诡计写好了能增加小说的趣味性，但有固定的答案可循，人性却有无数种可能。于是，东野圭吾开始将创作重心转移到社会和人性的矛盾上。

极致的情感

在日本，东野的作品能让主流评论界认可的屈指可数，主要还是围绕《白夜行》等少数作品打转。仅从作品的深度而言，东野圭吾被认为不如松本清张、宫部美雪这些作家。

那么，为什么东野圭吾能获得市场的成功，从一众作家中脱颖而出？

东野能杀出重围，让海内外读者接受并喜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品的流畅和通俗。东野圭吾是职业小说家，写作是他赖以谋生的手段。他会考虑广大读者的感受和市场的需求，用尽可能简单的语句探讨人性和社会。一些东野圭吾作品的中文译者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东野圭吾行文干净利落，用词简洁直白，多是标准的日本普通话，文风也非常稳定。

除文字风格外，东野圭吾对人性和社会问题的呈现也是通俗的。在松本清张、宫部美雪的笔下，人的苦难和人性的恶，常与现实的黑暗有关，有的就是残酷的现实造成的。一些爱写社会议题的作家，因为其磅礴的表达欲、复杂深邃的内容，在无形中给读者设立了门槛。东野圭吾虽常被冠以“社会派推理作家”的标签，但其作品探讨的人性更多停留在“人”的层面上。他对社会的剖析大多浅尝辄止。

▲2025年3月4日，宫部美雪在日本东京 图/视觉中国

宫部美雪的代表作《理由》《模仿犯》《所罗门的伪证》等，均以对社会病理的剖析和批判见长。她的曾被改编成日剧和韩国电影的小说《火车》，有评论认为是“多重债务问题和信用破产问题的人生教科书”（《朝日新闻》），“描绘出日本社会最黑暗的骇人图景”（《卫报》）。在东野圭吾为大众所熟知的《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等作品中，比起社会结构问题，叙事的重心更多是放在个人极致的情感和道德困境上。

只看人性的维度，东野圭吾也比“社会派推理”的代表作家通俗。在《火车》中，随着主人公的身份之谜被逐步解开，人物的内心层层打开，而且越来越复杂。《白夜行》和《嫌疑人X的献身》的身份之谜的背后，则是人物内心的极致性——极致的爱、极致的罪恶、极致的羁绊……

这种极致，在石神、雪穗、亮司等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看似复杂的心情和想法，总是包裹着极致简单的内核。

东野圭吾的“简单”，让他走上了不同于写“复杂”和“深刻”的作家的通俗之路。角色本身就是推动情节的核心动力，加上对节奏、矛盾和戏剧性的把握，让东野圭吾的作品总能给大众读者带来强烈的情感震撼。

东野圭吾的温柔

2006年，东野圭吾凭借《嫌疑人X的献身》斩获直木奖，一夜之间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作家。此前，《秘密》的影视化成功已经让资本对东野圭吾产生了兴趣，直木奖的加持进一步提升了东野圭吾的商业价值。此后几年间，演员福山雅治、阿部宽分别主演了改编自东野圭吾小说的汤川学系列和加贺恭一郎系列电视剧，成为许多亚洲观众心目中的经典荧幕形象。在传播和商业价值上，福山雅治和阿部宽的演绎与东野圭吾的作品互相成就。东野圭吾去世后，福山雅治自称“作为东野老师作品中的一位居民活到现在”，阿部宽则直言“能够出演《新参者》成为了我演员生涯中的重大转折点”。

▲日本电影《沉默的巡游》剧照，福山雅治饰演汤川学

东野圭吾成为继森村诚一、赤川次郎、内田康夫、西村京太郎等作家后日本少有的推理小说销量破亿的作家。进入21世纪，东亚诸国之间文化交流频繁，并迎来了网络的飞速发展。东野圭吾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大都受到日本本土和周边国家观众的喜爱。

东野圭吾的成功，经历了长达20年的等待和（与市场的）磨合。成名后，东野圭吾没有荒废写作，几乎每年都有两到三部作品问世。直至去世前，他总共出版了106部作品。东野中后期的作品高度商业化，都很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也被许多论者指出同质化严重。这也是东野圭吾的作品口碑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中国，东野圭吾的新作只要出版中译本就会有大量读者买单，是其他外国作家很难获得的待遇。

在1980到1990年代，日本大部分推理小说都很难卖出去，当时的日本出版业坚持给东野圭吾这些“滞销书”作家出书，得益于赤川次郎、西村京太郎这些畅销书作家的帮助——赚到钱的出版社以书养书，有实力发掘更多的新人作家并给他们试错的机会。东野圭吾后来的畅销，与那个年代一样，对其他作家的推理小说的出版大有裨益。中国出版界能引进数量众多的日系推理小说，与东野圭吾作品在中国的大热有关。

东野圭吾排斥电子书，因为电子书的出现不利于实体书店的经营。直到2020年，他才同意授权电子书的发行。之所以回心转意，是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读者很难出门去书店买书。这是属于东野圭吾的温柔。

（参考资料：朱利安·西蒙斯《西方侦探小说史》，刘韦廷译，2026年，后浪；东野圭吾《东野圭吾的最后致意》，潘璐译，2015年，新星出版社；东野圭吾《我的晃荡的青春》，代珂译，2024年，新经典；唐木厚『小説編集者の仕事とはなにか？』，2024年，星海社新書；山前譲 『日本ミステリーの100年』，2001年，光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