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冬旅人》的故事跟导演鲁丹的遗憾有关。大二的时候，鲁丹的父亲因病去世，成为她生命中的缺席者。以前她和父亲的交流不是很多，印象里父亲总是很沉默，像某种孤独的动物，鲁丹对他也有很多不理解。后来她是想，或许以前应该多跟父亲沟通。“小时候因为不理解而痛苦，长大以后又因为理解感到痛苦。”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鲁丹性格内敛，很多时候不会跟家人或朋友诉说感受，而是闷在心里。父亲去世后，她一直想找一个情感的出口。2018年，还在上班的她利用空闲时间写出了《冬旅人》这一剧本，对她来说，将生活中的遗憾放进故事里，“好像能有一点安抚的感觉”。

影片的背景设置在冬天的新疆，自18岁离家前往北京上学后，鲁丹几乎每年都是冬天才回新疆，对家乡的记忆也都跟冬天相关。在影片中，外地返乡的青年摄影师伊万、寻找失踪父亲的年轻女孩小宇，以及失去女儿的旅馆老板热发提在新疆塔城的冬天相遇。他们各自经历了生命中的一些重要缺失，同时也成为各自家庭中的缺席者。三个陌生人在短暂的相处中彼此温暖，之后又各自离开……

在武汉路演时，一位年轻女孩站起来跟鲁丹分享自己的故事：她外婆离世的时候，她因为一些原因没能赶回家跟外婆好好告别，这成为她生命中的一大遗憾，每次想起来她都很难过。这位观众边讲边流泪。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缺席，但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学会如何和这些遗憾相处，带着它们往前走。”鲁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影片制片人王磊是在监制万玛才旦的介绍下看到最初的剪辑版本的。他被影片的质感和缺席者的主题打动。

“反思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要和别人进行‘临时组装’。在这种‘临时组装’的时间里，建立起内心的那种联动，”王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种沉默胜过千言万语的东西，可能又在抚慰人的心灵。”王磊很喜欢这部电影触碰到的这种美学核心，也有信心在制作层面上给电影提供助力，于是加入到鲁丹的团队中。

从2018年开始创作剧本起，这部影片中间经历了新冠疫情、资金短缺等问题，历时七年，终于在2026年8月正式上映。在8月9日广州的路演中，王磊还笑称，这部影片历经的七年“相当于本硕博连读”。

如今再回看这部影片，鲁丹坦言，影片还存在一些不太成熟的部分，但对那个时候的她来说，“已经尽了全力，它很珍贵”。

导演鲁丹。（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根据采访整理的口述：

我从小在新疆长大，父亲以前是做工程的。在我的印象里，父亲的性格一直都是很沉默的。我小的时候，他很爱喝酒，总是醉醺醺的，父母也经常争吵，我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很多。从小我就一直想考到外地，离家越远越好，所以18岁就考到北京了。

父亲在不到30岁的时候，去俄罗斯那边工作过两三年。小时候家里用的一些锅是从那边带回来的，质量很好；还有类似电影里面的大衣，以及一个绿色的手风琴。上学的时候，我翻看他那时候的照片，很年轻，意气风发，看上去跟我印象中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电影《冬旅人》中热发提的家庭室内陈设里，有鲁丹的私人记忆。（片方供图）

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终于离开家了，而且有很多新同学，我就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其实，在我刚离开家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在住院，但是我不知道，偶尔接到他的电话，能感觉出来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但是他瞒着我。大一的冬天，我回家，一下火车就直接被家人拉到了医院，之后在医院陪了他大概一个月。过完年，他的状态已经很不好了，但是我要回北京上学，走的时候也很难过，因为也许就见不到了。生病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煎熬，不只是他本人，身边所有的家人都很煎熬。在我大二的时候，他去世了。

我一直很遗憾。小时候感觉他老喝酒，身体不好，我总是担心他会不会哪一天就离开了，有一次他喝多了，我还用手放在他的鼻子边，看他还有没有呼吸。到他真正生病、离开的这一天反而心里好像松了一口气一样。在他离开之后大概半年的时间，我有点放纵式的“轻松”或者是“解脱”，但那几个月过去后的一些年，又有一种特别深的愧疚感，感觉好像以前有很多埋怨、不理解，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以前是不是应该多交流、多沟通。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经常在想，为什么以前他的照片是那样的，后来把自己的人生过成这样？可能也跟他和我爷爷奶奶的关系有关。他是家里的老大，自己的事业也不是很顺利，可能在人生中没有什么特别让他感到自豪的事，除了我考上好学校，他会跟他的朋友说。

影片英文名是The Absent（缺席者），讲的是片中人，也是我父亲和我。

小宇可能更多地像18岁时候的我，一心想要考到外地，有点莽撞，在她那个年纪总想要去追寻一些什么，有可能是一个执念，或者想要追寻理想。伊万就是工作之后的我，经历了一些变故，在社会上有了一些工作经验，但同时又有一些迷茫。当时创作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写一个冬天的故事，另一个就是要写这样比较落魄的、在外地打工、混得不好的一个青年，这跟我的迷茫有关。热发提可能是我身上对于家人缺席的一个遗憾，投射的是我父亲，还有我父辈的记忆，我印象里他们大部分人是不善言辞的，在他们的人生中没有太多的成就、所谓的“高光时刻”，但也许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很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们变成这样。

他们三个人对于缺席的态度不一样。伊万是偏回避型的，热发提是困守，不管是锚还是旅馆，都让他有一种被困在原地的感觉，小宇是唯一主动追寻的，从外地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跑到新疆来寻找亲人。伊万和小宇的态度跟我的性格很像，有时候我经常会缩到自己的壳里，但有时候我又特别勇敢，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就会往前冲，有点矛盾。

这三个主人公给彼此一点温暖后各自离开。生活很难像有的电影或者小说那么圆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突然的重逢，让内心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可能只是一些微妙的改变。这个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慢慢消化，但是他们的相处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像我生活中，可能有特别亲密的女性朋友，但很少能真的感同身受，我们也没有什么很戏剧性的故事，可能只是偶尔简单聊天，有时候这种陪伴反而是我觉得比较温暖的。

死亡或许会让一些人走得更近，但父亲走后，我和妈妈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这并不代表我们关系疏远，只是一直以来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我们每隔一两天就会通电话，但很少触及真实的情绪。当年我报考学校，找工作时，她总希望我选最稳妥的那条路，我明白那是她的担心。而这些年我走的每一步，也是想让她看见，我可以走好自己的路。

电影结尾不存在一个和解。像热发提，不可能家里接纳他了，他就从悲伤里一下走出来，他可能会好好地去生活，重新经营旅馆，但失去女儿悲伤是不会消失的。拍完这部电影，我对父亲的遗憾可能会减少一些，毕竟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但是我平时还是会经常做梦，有时候想到某个瞬间还是会感觉到人要碎掉。

电影《冬旅人》里，半生陷在丧女痛苦中的热发提。（片方供图）

这个剧本是我在2018年写的，当时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工作量不饱和，有空写东西。我的制片人之一秦豪男是我高中同桌的朋友，他也很喜欢电影，认识以后就说要不回家乡拍一部片子。

一开始我们商量说先拍一个短片，可能成本少一点，但是后来做预算的时候，发现回新疆的硬性成本很高。如果要拍短片，可能要花个几十万元，很多短片又没有回收成本的渠道，所以后来就说写长篇故事。当时写了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是《冬旅人》。

2018年底，我们第一次回新疆勘景，当时也是同步找演员。那会儿我想要找一个俄罗斯族演员，因为我父亲曾经去过俄罗斯，后来经人推荐找到了，那个演员在俄罗斯留学了七年，俄语说得很好。热发提那个演员是我在一个纪录片里发现的，觉得他很像我故事里的人物，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他在塔城，跟他见过面后，就更加确定要找他。他那会儿已经退休了，家里经营着一家面包店，不想出名，拍电影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们一遍遍去找他，跟他聊，加上他老婆的劝说，他才同意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倔。

最初的资金几乎是我和秦豪男一人一半投的，基本上来自那几年我上班攒的钱，以及平时接其他活赚的钱，比如一些广告或纪录片的拍摄。那几年市场很好，它比我上班赚的钱还要多，我攒的钱全都投进去了，还有一些亲戚朋友的钱。算起来，整部影片我个人投入了有近百万元。

这几年我参加了一些电影节的创投，它们对这部电影的上映起了很大的帮助。比如2020年山一女性国际电影展给我们颁发了一个价值20万元的“HOMEBOY调色特别奖”，2024年影片首映前帮我们调色；还有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项目创投上也拿了几个奖，其中一个是“太空堡垒预告片奖”，影片上映前的推广曲和预告片都是他们剪辑的。如果按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付不起。

2019年2月，这部电影第一次开机。拍摄之前，我也很矛盾和挣扎，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做成。那会儿我就问自己，如果我要去做这件事，能不能承担得了后果？比如这个片子拍出来什么都不是。我当时的答案是肯定的，主要是不想让自己后悔。那时候拍了十几天，剪出一个20分钟左右的短片。

2020年参加山一女性国际电影展的创投时，我是带着20分钟的短片去的。我没有什么信心，因为从未参加过。项目书是我自己做的，还找参加过创投的朋友面对面练习。我不是一个擅长演讲的人，有时候觉得去阐述和推销作品，比我自己去写这个作品还难，可能是我性格的原因。

很幸运，刚好那一年第一次参加创投就遇到万玛才旦导演，他是评委。我在现场讲的时候，就跟万玛才旦导演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监制。当时颁完奖后有个晚宴，我跟导演说了这部片的情况，希望他在第二次开拍前能提一些剧本上的建议。中间我们有几次线上的沟通，线下也碰过面，他给我们的剧本进行了两三次指导，比如哪些地方要删减和扩展。

2021年，我们拍剩下一部分，找资金还是很难，每天在片场真是压力巨大，但我们最后筹到一些钱，把影片拍完了。后来万玛才旦导演看到粗剪版觉得不错，这时候才正式当了影片的监制，很多团队成员也是他介绍加入进来的，比如制片人王磊、声音指导德格才让和剪辑指导金镝等。

电影《冬旅人》拍摄现场。（片方供图）

从2019年开机到现在全国上映，中间隔了七年。只有在拍摄的时候，我是一个主动的状态，其余很多时间一直是被动等待的状态。中间也有过很难熬的时刻。前些年有一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在天桥上面走，当时我很迷茫，问她，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意义吗？真的会有人喜欢它吗？

那会儿是觉得过程很漫长，身边做电影的朋友也很少，他们基本上是去互联网或电视台工作。我一直在等待，做电影是没有即时反馈的事情，而且也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不像我锻炼身体，可以每天感受到变化。我当时经常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可能有几天好一点，过段时间又觉得很迷茫。后来也是自己慢慢调整心态，平时接些活，毕竟还要“打工”。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敢说到底有没有意义。很多时候做事，一去想它的意义就很容易滑向虚无，所以我现在也不想这个了，只做眼前的事情。像我小时候一样，做什么事情不留遗憾、不后悔就好了。

我是2015年从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的，学的是纪录片方向。喜欢电影是受我高中班主任的影响。那会儿他很有个性，高一上课时，他有时会把教室的后门用布或者用衣服蒙上，给我们放电影。我以前看的《美国往事》《杀人回忆》等影片全是他当时给我们放的。

大三那会儿，我开始拍一个纪录片，叫《孔雀蝶》，是一个关于戒毒女性的故事，陆续拍了一年，后来作为毕业作品。毕业终辩的前一天晚上七点多，我刻完光碟交到信箱里，10点多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自己看得很激动，跟我聊了很长时间。第二天我去答辩，他们看完以后给了我挺高的分数，老师还说，让我去投递一些电影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2015年下半年陆续参加华语青年影像论坛（注：2019年改名为“华语青年电影周”）等影展，还去北京电影学院放映过。

参加华语青年影像论坛时，我们有一个册子，每个人的作品都会出现在那个册子上，有纪录片也有电影，旁边会写投入成本。我翻了翻，发现大家都投入了很多钱，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到我时，写的是3000块钱。我很惊讶，居然能跟大家在一个册子里，也感觉很神奇：好多年轻人都在拍电影，有的也是大学生，原来电影没有那么遥不可及。那会儿才感觉好像自己跟电影有了一点点的关系，也有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埋下。

我后来想写故事，也是因为我拍纪录片的时候，发现纪录片做不到真正的客观，从我架上相机的那一刻起，就是我的主观视角去观察、选择，但有时候它又不足以容纳我的情感。像我那会儿，在纪录片里分了篇章，每一篇章前面还有一句类似于诗的话，就是想塞进我要表达的东西。后来我写故事，是觉得我想要表达的情感，能够用故事的形式承载出来。

毕业之后，我换了三份工作。我知道我不想做什么，但又不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要做什么，其实还是很迷茫，所以我一直是一个摸索的状态。我在一个画室待过，当时有几个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朋友，也爱看电影，还说以后要不要一起组织放映或拍片子，我在那儿帮他们做一些运营。第三份工作就是互联网公司那份。其间我也一直在关注新的电影、新的导演，后来有了秦豪男这个契机，加上自己攒了点钱，才去做电影。后面因为拍片请假时间有点长，没有办法，只能辞职。

这几年在等待电影上映的过程中，我和一些固定的小伙伴一起接项目，比如有的会把一些广告或纪录片项目包给我，或者有的项目是直接找导演，就给导演费，一直都有在工作。另外，我也在改我原来创作的另一个剧本，一直在细化。改的时候又痛苦又爽，有时候很难，不知道要怎么改，但是它确实是一稿比一稿更好，还是会有一些成就感。

我更享受作为纯粹的创作者的状态。像我拍这个片子，真正在片场的时间那么短，但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后来其他围绕电影的几乎都是不得不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参加创投，我其实并不是很享受这样一个状态。我不是一个很想要站出来的人，但是你要一次次地去展示自己。

电影《冬旅人》中，萍水相逢的三位主角。（片方供图）

2025年，我有大概半年时间刻意远离电影，去生活。那半年比之前更多跟朋友聚一聚，还挺开心的。

电影好像还是带给我很多压力，包括我身边的一些青年电影人，他们也不太开心，还是觉得太难了，可能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就把热情磨损了，看这几年那么多转行的就是热情被消耗掉了。最难的可能还是资金，现在电影行业最难的就是找钱。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都很厉害，以前想做电影时我们还互相打气，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可能在他目前的行业里赚到很多钱，也有一些成就，如果继续当导演，肯定也很厉害，但是他也没有继续做。

我还是想做一个职业导演，有计划拍商业片，因为我还是喜欢拍摄，也喜欢写东西。有时候还是会担心目前的大环境、票房等问题，但实在不行我就去打工、去接活。如果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想继续拍，但也看之后的发展，比如大家都用AI了、不拍电影了，实在没有办法也只能接受，目前是能拍就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