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在这个算法横飞的时代,写下只属于自己的声音

1. 花城出版社45周年暨第九届花城文学奖系列活动中的“游荡世界,四海为家”对话,在广州户外举办,由播客“文化有限”主播杨大壹与旅行文学作家刘子超对谈。 2. 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在2020年特殊时期成为读者慰藉,他认为写作需形成可识别风格,曾意外在网上发现模仿自己风格的文章。 3. 对话聚焦刘子超新书《四海为家的人》,该书与他此前厚重作品不同,带有轻盈感,创作初衷为降低阅读门槛及整理散落文字。 4. 这场无提纲的户外对谈以老友交流形式展开,传递了旅行文学的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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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晚,广州中旅·阿那亚·九龙湖,榆树叶在晚风里轻晃。一场题为“游荡世界,四海为家”的对话,就在这片户外的微光里开场。台上是播客“文化有限”的主播杨大壹,和他的老朋友——旅行文学作家、花城文学院签约作家刘子超。

“有多少朋友是读过刘子超的书的?请举手。”杨大壹把话筒递向台下。大半数观众的手举了起来,他偏头一笑:“没举手的就是尊贵的业主,是不是?”人群跟着笑了。“今天这个环境很别致,我们在户外,在榆树下聚在一起。”

这是“明亮时刻——花城出版社45周年暨第九届花城文学奖”系列活动中的一场。主持人手里没有提纲,嘉宾也没有。两个人像是许久未见的老友,顺着风、顺着夜色,聊一本书,聊一种久违的文体,也聊一个写作者如何在视频与算法横行的年代里,慢慢长出只属于自己的声音。

活动现场。

《失落的卫星》:

当被日子绊住脚步,他替我们出发

杨大壹第一次读刘子超,和许多读者一样,是从《失落的卫星》开始的,这本书出版于2020年,当世界突然按下“暂停键”,一个中国作家此前数年深入中亚五个“斯坦”写下的十几万字旅行笔记,意外地成了许多人案头的慰藉。

“我看到子超写的《失落的卫星》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好神奇。”杨大壹说。他承认,自己平时也读了不少同龄人的小说和非虚构,但旅行文学这个门类,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了。“像保罗·索鲁,那是老派的作家,跟我们隔了十几年时间和经验,他们写那个时代来华、创业、卖车,那种感觉很遥远。”可刘子超笔下的中亚,是他这代人的目光。那五个斯坦和苏联究竟是什么关系,怎么就成了散落在地图上的飞地;一个“80后”的同龄人,怎么就能去到那么有意思的地方,还能用文字把它讲得津津有味?

刘子超坦言,出这本书时,他对销量并没有太高预期。“卖2000册、卖1万多册,在我当时看来都是很正常的。”他说,身边大部分图书卖到这个数据,已经算不错。真正让《失落的卫星》越过小众圈层的,或许是那个特殊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这本书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自由感、流浪感的氛围。”

巧合也在推着这本书走远。刘子超后来和梁文道在播客《八分》里聊过一期,又在《圆桌派》节目做过分享。“这些偶然的机会,可能让这本书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群体,慢慢被更多人看见。”他说。当远行成为奢望,人们反而更迫切地需要有人替自己去看世界,而刘子超,恰好提前替他们走了那一程。

刘子超。

可识别的文字:

在网上撞见“自己”

聊到写作本身,杨大壹抛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给你一篇文章,不告诉你作者,你能不能一眼认出,这是不是刘子超写的?

这个问题,刘子超自己也曾无意间给出过答案。他有个习惯:书出版之后,很少再回头翻。“写完时间久了,其实对自己的文字就陌生了。”有一次他在网上查资料,跳出来一篇写中亚某座城市的文章,没署名,像是个公众号的稿子。他读了几页,越读越觉得风格似曾相识,“是不是在模仿我?”他将信将疑地翻开自己的书比对,“后来发现,是我的。”

这段插曲,被他当作一种确认。“我是有意去训练自己,让自己的文字形成一种可识别的东西的。”刘子超说,一个作家之所以在今天还值得被阅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拥有可识别的文字风格。“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可识别的风格,在视频、各种媒介那么发达的时代,很难还有人愿意安静地读你的文字。”

在他看来,风格从来不是装饰,而是一种在场的方式。当旅行文学这个沉寂多年的门类重新被看见,读者记住的,或许不只是他去过哪里,而是他如何看人、如何停顿,如何在异乡的酒杯与长夜之间,留下只属于自己的语气。

杨大壹接话,半开玩笑地替他总结起“识别标志”:“现在如果问,作家每天晚上都要喝一杯,中国作家里面有谁?我觉得就是刘子超。”刘子超笑着认领:“好吧,只是我没喝白酒而已。”一句玩笑,倒也像极了他对“可识别”的另一种注解:在不喧哗的地方,把日子过成只有自己才有的节奏。

杨大壹。

《四海为家的人》:

在厚重之后,选择轻盈

对话接近尾声,落在刘子超的新书《四海为家的人》上。杨大壹说,他第一眼就喜欢这个书名。刘子超解释,“四海为家”对应的那个英文词“cosmopolitan”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大都会,像上海那样的城市;另一层,是指那些对不同文化熟悉、能在不同文化间从容穿梭的人。“中文把它翻译成‘四海为家’,其实我想用的,是后面那个意思:能穿梭在不同文化里的人。”

这也无意间道出了这本书与以往的不同。杨大壹敏锐地察觉到,刘子超此前的写作,多关乎地域与历史的变迁,厚重、绵长;而《四海为家的人》里,有一种刻意的轻盈,“你似乎在更自觉地选择生活化的故事,对人的描述,不像之前那样带着宏大的历史感。这是有意为之吗?”

这是刘子超的第五本书。他给出两个理由:一是此前的几本关于中亚的书,篇幅都很重,“一般四五百页”,他观察到近几年读者的反馈——很多人听说过,却需要勇气和时间,才读得动这样厚重的书,“门槛还是挺高的”。于是,在下一本可能更厚重的书之间,他想先递上一本相对轻盈的作品。二是他在整理自己近十年的文字时发现,书中这些篇章,从未被收进任何一本已出版的书里。“这些散落的文字,终于有机会被重新看见。”

夜色渐深,榆树下的对话也临近尾声。杨大壹把话筒收拢,向台下道别:“也希望大家都能在花城出版社‘明亮时刻’的活动上,找到四海为家的乐趣。”一个写作者,和一个读书的人,在户外的风里,短暂地成了彼此的邻居。

那个晚上,刘子超没有谈论远方多么壮丽。他谈的是如何把一种声音,写得别人一眼就能认出;如何在一本厚重的书之后,愿意为读者递上一杯更轻的酒。旅行文学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当脚步暂时被生活按住,总有人替我们出发;而当我们要回家,他也早已把“家”写成了一种可以随时停靠的能力。

南方+记者 石耿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