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份英文旧刊,窥见西方视野中的晚清广州
1. 《中国丛报》是19世纪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英文刊物,1832年创刊于广州,1851年停办,是当时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内容围绕广州展开,兼具史料价值与传教士的文化局限。 2. 《中国丛报》详细记载了广州的历史沿革、城市建筑风貌、民众生活状态等,构建了西方对广州的认知体系,部分内容可与本土史料互证,还原了近代广州的社会图景。 3. 《中国丛报》的广州书写为西方打开了认识中国的窗口,是研究近代广州城市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一手资料,但也因作者的传教士身份存在西方中心视角的偏见。
《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主编的英文刊物,是19世纪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英文期刊。因该报在广州创办,对城市的历史沿革、建筑风貌与民众生活着墨较多。 《中国丛报》扎根广州,裨治文通过中国古籍与实地考察回溯广州漫长的发展脉络,借城市兴衰透视清代中国整体社会面貌,暗含传教士的文化比较与文明改造诉求。与此同时,《中国丛报》细致描述晚清广州城市建筑风格,详细记述城池格局、城墙城门、街巷布局,又以西方中心视角对城市规划、建筑功用作出带有偏见的评判。它还勾勒出多元立体的广州民众群像,既记录当地百姓的体貌饮食、疍家水上社群的生存状态,也呈现民众性格的复杂两面,揭露当地教育男女失衡的现实,展现城市繁华商业背后贫困、罪恶并存的社会矛盾,剖析本土手工业商业相较于欧洲的发展局限,以此佐证引入西方文明的主张。 裨治文在丛报中对广东的仔细记录为西方认识近代广州搭建认知窗口,其详实记述可与本土史料互证,是研究近代广州城市史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一手材料,但他也无法摆脱传教士身份带来的文化优越感与认知局限。 《中国丛报》中反映的广州经济社会图景 中国广州在历代国外商人或传教士的著述中多有记载,如《印度中国古闻录》《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伊本·白图泰游记》《大中华帝国史》等都曾提到过广州。但较早全面介绍和描述广州的,则不得不提19世纪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等人创办的《中国丛报》(以下简称《丛报》)。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和米怜(WilliamMilne)在马六甲创办英文期刊《印中搜闻》(TheIndo-ChineseGleaner,1817—1822)。该刊一方面是传播新教的媒介,另一方面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信息来源。1822年米怜去世,马礼逊希望创办一本更为严谨的英文刊物来代替《印中搜闻》。其时,美国正计划派遣传教士来华,马礼逊便建议美传教士一并携带印刷设备。1830年2月,美国首批传教士裨治文和阿贝尔(DavidAbeel)抵达广州并在1832年创办了《丛报》。 《丛报》1832年创刊,1851年停办,所载文章详细记录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因为该报在广州创办,裨治文等人对广州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描写,为西人了解广州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一、广州历史溯源 在《丛报》发行的近二十年中,广州是报道的核心地区之一,裨治文开辟了专栏介绍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他认为,追溯那些具有重要商业地位之地的兴衰,往往饶有趣味;而就广州而言,情况尤其如此。 在梳理广州的发展史时,裨治文参考了大量的中国古籍文献。他提到,4000多年前,尧帝将天下分为12州,曾派员前往南交。南交属于扬州管辖,包括现在的广州区域。当时广东地区称谓众多,如交趾、交州、岭南、南海、越等。商周时期,南部属国开始向朝廷进贡。裨治文没有提及这些史料的出处,但侧面强调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历史久远。周赧王时期广州称作南武城(Nan-wooChing),仅仅是一个竹子和泥巴围起来的寨子。在往后的发展中,广州的别名还有“羊城”或“五羊城”,也称为“穗城”和“仙城”。汉武帝时期,广州称作南海郡。公元210年,东汉建安年间,广州的名字首次出现。 唐武则天时期,广州设立常态化外贸市场,朝廷指派官员代表政府收取相关费用。一时间各类新奇商品、特色制造行业开始出现。唐张九龄奉命拓宽梅岭(或大庾岭)路,打通广州与北方各地的陆上通道,促进对外贸易,一时间大量商船云集广州。裨治文在《丛报》第一卷评价了法国神学家、东方学家优西比乌·勒诺多(EusebiusRenaudot)的《印度中国古闻录》。该书翻译了九世纪两位伊斯兰教旅行家对广州的描述。勒诺多在书中指出,马可·波罗从东方返回威尼斯大约在13世纪末,葡萄牙人首次抵达好望角是在1497年,而他所说的两位伊斯兰旅行家到达东方时间要早得多。第一位旅行家来华时正值唐宣宗大中四年(850),他在游记中称广州为坎府(Canfu),后来欧洲人把广州写成“Canton”。当时所有来自阿拉伯的商船和货物都在广州集散。根据阿拉伯旅行者的描述,阿拉伯商人到中国比马可·波罗早400多年。在这些早期的记载中,广州是罗马和阿拉伯人海路抵华的主要港口。 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宋朝时期广州是全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对外贸易非常繁荣,但是裨治文对这一时期的描述仅寥寥数笔。他谈到宋朝的几任皇帝很关心广州民众的生活,第五任皇帝赵曙在治平四年(1067)花费五万两白银为广州建起数里的城墙以防御南圻的侵犯。元朝时,南方战乱不断,一度影响了广州的贸易。直到局势稳定,贸易才重新恢复。元大德四年(1300),广州的外贸状况已经好转,大量船只涌入港口。明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人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aoPeresdeAndrade)率领船队抵达广州,这是最早到达中国的欧洲人之一。随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冒险家纷纷抵达中国。当时正是明朝稳定昌盛时期,广州、宁波、舟山、厦门、澳门都成为贸易的集散地。清军入关后,广州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裨治文提到顺治七年(1650)尚可喜率满清军队攻陷广州,70万人被屠杀,房屋尽毁。但是广州还是从废墟中逐渐发展起来,人口、财富和影响重新恢复。 裨治文本身对中国的数千年文明持怀疑态度,却系统分析广州4000多年的发展史。这一看似学术的历史梳理,却隐藏着其长远的传教目标。他企图通过历史比较的手法,挑战中华历史文明,为其“文明开化”逻辑提供依据。在介绍广州历史前他曾提出,大城市是国家和世界的缩影。纵观世间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大城市始终对一国的道德风尚、政治走向与商业命运具有强大的影响。在近代欧洲,重要城市所产生的影响力清晰可见,它们“点燃了现代文明的火炬”。他对广州千年兴衰史梳理的目的不言而喻,他将广州视为中国社会、外交、商贸体系等方面的缩影,广州的历史发展轨迹折射出清代中国的整体状态。这也为他进一步剖析广州乃至中国社会埋下了伏笔。 二、广州城市掠影 (一)广州城区概况 晚清时,外国人在广州的行动仍有诸多限制,裨治文对于广州城区的描写,一方面参考其他文献,如郭实腊的游记和《大美百科全书》;另一方面是自己的观察。据《丛报》记载,广州城位于珠江北岸,距海六十英里,从江口的虎门一直向西北与内陆水系连接,这条交通线路是商人的首选。广州城北边多山,其他三面开阔,河道交错,舟船穿梭于附近村镇。城南大部分为水域,低洼处为稻田和园林。广州城面积并不是很大,人口稠密,重要性主要源于其在国内外贸易中的作用。 当时的广州城呈方形,四面建有城墙,总长约6英里。城内一堵高墙横贯东西,墙北为老城,面积稍大,墙南的部分稍小,为新城。老城建于数百年前,四周有高耸的城墙,城门若干,有哨兵把守,防止外国人入内。南城墙沿河的走势而建,距河15到20杆远(大约100米)。北城墙建在山坡之上,走势蜿蜒,建城墙的材料主要是沙石和砖。城墙垂直建造,高度25英尺到40英尺,厚度20到25英尺。北城墙最为坚固,显然北方受敌方攻击的可能较大。城墙上有垛,称作“城人”,每隔几英尺垛上留有枪眼。城南主墙东南和西南各探出两堵短墙,用来阻断主城墙和护城河之间的通道。 广州城有四道内门和十二道外门。内门分别为归德、文明、定海、太安。十二道外门为城北、城东、城西、太平、竹篮、油蓝、靖海、五仙、永兴、小北、小南、永安。这十六道门一半属于南海,一半属于番禺。每道门都有士兵把守,早开晚闭,无特殊情况夜间禁止出入。城内街道密布,有600多条,街道命名也形形色色,如“飞龙大街”“武龙大街”“花街”“金花街”。街道大多6到8英尺宽,上铺大石板,以花岗岩为主。街道经常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裨治文对广州城区的描述篇幅并不大,但以量化、精准的记录方式将西方传教士的“文明比较”视角与实用主义评价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他通过广州城内外分野、禁止外国人入内的现象批判清政府的自我封闭;通过对城墙建造的观察指出其对于西方现代军事力量的防御能力薄弱;通过描述广州城街道密布、名称繁杂、狭窄拥挤等批评中国城市缺乏规划和公共意识;通过描述市井的喧嚣吵闹和商住混杂批评中国城市的文明程度低。尽管裨治文对广州的述评完全脱离中国文化背景下城市规划的理念,处处隐含其西方改造的意图,但实际情况也反映出晚清王朝的封闭性、保守性、对外认知的落后性及抵御外强的脆弱性。 (二)广州的建筑风格 《丛报》指出,以往西方人对中国的建筑评价并不高,认为中国人的先祖从西往东迁移的过程中,因环境所迫,只能住帐篷。等居住地稳定之后,他们才开始建造更为结实的居所,但是能够借鉴的形式只有帐篷,因此中国的房屋、寺庙和塔都有帐篷的影子。普通的住房单薄、狭小,透着原始的气息,想在这里找到古希腊或者欧式风格的宏伟建筑基本不可能。《丛报》援引英国人约翰·巴罗(JohnBarrow)对中国建筑的描述。巴罗曾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撰写了《中国游记》。巴罗从北到南游历了很多地方,甚至造访过皇宫。他认为中国的建筑设计既不考虑便利性,又缺乏美感,没有固定的比例和规格,建筑工艺低劣。 根据裨治文自己的描述,广州城的建筑风格多样,可以说是大清帝国建筑风格的缩影。城区和近郊的房子多建在地势低、平整的地方,大房子和寺庙还要专门加固地基。靠近河边的房子,考虑到地基松软,一般会打基桩,使房子地基如砖石一样稳固。住房建筑多以砖为材料,常为青色、浅紫色和红色。房屋内部地面或以硬土夯实,或铺石板或地砖。屋顶多用瓦,在椽上凹凸交错铺设,瓦片之间用泥粘接。这些建筑材料在当地取材方便,价格低廉。 广州的房屋种类多样,因房主人经济条件不同差异很大。穷人的房子多在老城的郊区,沿渠而建,多以泥土建造,低矮狭窄,不分隔房间;内部昏暗,脏乱,经常一家多口人挤在一处。另外一部分住房则较为宽敞洁净,靠近主街道。广州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这样的居所。这种房子仅有一个出入的大门,上面悬挂竹帘,内部房间并不豪华,根据家庭构成分配居住,另有一间作为公共的餐厅。本来中国的房屋通常坐北朝南,但在这些地方人们顾不了那么许多。比较富有的人建有深宅大院,院墙高十二三英尺,大门并不临街,这样可以避免让过往的人窥到院内的情况。但是如果能得以允许进入院内,会让人大开眼界。通过两扇大门进入庭院,随后在仆人的指引下进入客厅,内设椅子、沙发和茶几等用具。客厅一边开门,其他墙上或饰以木雕,或挂山水画,或挂字画,上面以精美书法写着圣人名言。院内其他部分都为内室居所、花园以及书房。 小部分极为富有的人住所堪比皇宫大院。这些居所的主人有的是经皇家授权管理对外贸易的行商或政府官员。这些房子被外国人称为庄园或别墅,内部房屋成套,装饰豪华。这些富贵人家总是大门紧闭,有专人看门。进入大门后,是方形的门廊,放有座椅供来客等候。通过第二道门进入庭院,院子铺以大理石,四周是带顶的走廊,该处可以操办婚礼等大型活动。庭院靠里的住房专门安置女眷,阿拉伯语称作Harem(闺房)。 裨治文指出,需求(necessity)让西方国家不断发展完善,中国也在需求的促动下快速发展。但是以往限制其祖辈发展的思维仍影响着当代的中国人,使他们不敢去冒险,不情愿去向西方的先进国家学习。裨治文认可中国建筑风格的独特性,也感叹中国人住宅“外简内精”的理念,但始终秉持西方中心的评价立场。他评价城内民居多呈现低矮、封闭、单调的特点,透光、通风条件差,缺乏舒适性,字里行间暗含着文明等级论的偏见,为其推行西方文明和教义做铺垫。 三、民众的多面画像 在裨治文的相关记载中,广州民众的形象丰富而复杂。这些形象既包含外貌、生活习惯等外在特征,也涉及性格、教育、社会风貌等深层次维度,同时还有不同群体间的差异。 根据《丛报》所载9世纪阿拉伯人的描述,广州人相貌俊美、体形标致,头发比世界上任何国家人的头发都更黑。在肤色、着装和行为方面,广州人更接近阿拉伯人,日常衣物多以丝绸制成,尽显优雅。饮食上,广州人以米饭为主食,搭配由肉、鱼烹制的汤品,饮用的酒则是米酒,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 广州人口构成中,水上居民(疍家人)是不容忽视的部分,政府设置专职官员对其进行管辖约束。珠江上所有形制各异、大小不同的船只,均需登记造册。据记载,仅广州城毗邻河道水域注册在案的船只就有八万四千艘。水上居民使用的船只种类多样,其中占绝大多数的“疍船”是疍民日常居住之所。这类船通常狭长,长度在十二到十五英尺,宽度为六英尺,吃水较浅,船中间搭有竹篷,可供人居住和煮饭,船的四周还系着竹笼,用于养鸡鸭。此外,还有每日来往于周边村落的班船、用于河两岸穿梭的渡船、在运河上运输各地产品的运河驳船以及各类游船,共同构成了水上居民的生活与交通网络。 裨治文认为中国人是极其独特的民族,其性格、秉性与观念即便通过长期接触也难以完全洞悉。一方面,广州民众存在一些显著的负面性格特征。他们对虚伪礼节近乎偏执地崇尚,这种特质几乎烙印在一切言行之中。裨治文认为,根源在于民众长期对于专制统治的屈从,以及贪腐成性、毫无原则的统治者所施行的无孔不入的暴政。同时,他认为,中国人还具有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傲慢自大,视本国为万邦至尊、文明中心,将所有外族视为劣等生灵,对异邦人多有憎恶与鄙夷。孩童自小就被教唆欺辱外人,还常目睹官府辱外告示,见证外邦人遭受欺压。此外,广州人还常为鸡毛蒜皮之事大动干戈,遇到官方阻止时,争斗双方反而会联手对抗官方。那里甚至存在父子相争、兄弟互斗的情况,被认为有嗜恶成性的特点。另一方面,裨治文指出,在那些未受外人影响的偏远之地,广州民众对异邦人的真实憎恶与矫饰的轻蔑会大大减弱,甚至荡然无存,当地人接待外人时往往显得友善而亲和。与其他亚洲民族相比,广州民众实属文明开化、富有教养的族群。 广州的教育状况存在明显的男女差异,且整体水平不高。全城人口中,识字者不足半数。男童中未受教化者占比为十分之一,而女子能习文断字者竟不足十分之一,遍览全城,几乎没有女子学堂。当地公众舆论普遍认为女子读书是悖谬之事,这种观念历经千年积习相沿,再加上典籍章句的诸多限制,最终导致女子无缘接受教化,命运沉沦,远未达到其天资本应抵达的境界,即便华夏帝国的圣贤立法者自诩睿智明达,却也因这种状况而备受诟病。不过,尽管广州尚未设立公共图书馆,但印刷与销售书籍的作坊商铺鳞次栉比。为满足无力购书者的阅读需求,大量流动书肆还会终日穿梭于街巷,只是这些书籍在裨治文看来几乎全无价值可言。 广州的社会风貌呈现出繁荣与破败相互交织的矛盾景象。广州社会各阶层汇聚,博学之士、温文尔雅者、文明教化者、富商巨贾等群体与各类工匠、经营五花八门商品的商贩共同生活在这座城市。广州商业精神极为突出,会聚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时节的物产,且以奢靡之风闻名于世。同时,广州上层社会展现出的进取精神、开阔眼界和知识素养,远超国内其他大城市。裨治文认为,这是与“远方蛮夷”交往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但在繁华之下,广州也隐藏着触目惊心的贫困,许多人因饥寒交迫而死去。罪恶与堕落四处滋生,每年有成百上千人被刽子手公开处决后埋尸乱葬冈。当地有见识的人也承认,广州的奢侈享乐风气和犯罪行为比帝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严重。裨治文认为,这是商业繁荣对缺乏道德约束之人产生的必然影响。 广州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态势较好,但与欧洲相比存在明显差距。手工业方面,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佛山。当时,从事纺丝的人数达一千七百多万人,从事织布业的有五万多人,木匠、铁匠、铜匠和石匠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各类生产中大量使用人力,机械匮乏,也缺少大型的制造设施。裨治文认为,中国人不懂得节省时间。商业领域无须多言,其繁荣景象在社会风貌部分已有体现。 总的来说,裨治文希望通过实证性的观察与记录,揭示中国社会风貌背后的制度与文化特质。通过广州民众的陋俗、教育的不均衡和慈善的低效来凸显晚清中国的落后与腐朽;通过广州各行各业的运行来反映中国产业和技术的滞后。裨治文欲通过这些来证明其引入西方文明和宗教对中国进行改造这一逻辑的合理性。 四、《丛报》对广州书写的价值 裨治文在《丛报》中对广州的书写,为19世纪广州的历史图景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不仅填补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南方重要港口城市认知的空白,更成为后世研究近代广州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从历史记录的完整性看,《丛报》对广州的书写构建了一套相对全面的认知体系。这些记录与中国本土史料相互印证、补充,为还原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历史原貌提供了丰富的依据。在广州城市风貌的呈现上,《丛报》展现出细致入微的特点,让读者能够清晰地还原当时广州城的空间结构与生活气息。在民众形象的刻画上,裨治文的书写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征,既带有一定的西方视角偏见,却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州民众的生活状态与社会风貌。这些描述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仍为后人了解19世纪广州的社会结构、民众生活状态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下的社会心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历史意义看,《丛报》的广州书写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在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多停留在零散的游记与传说中,缺乏系统且全面的了解。而裨治文通过《丛报》,将广州的历史、城市风貌、民众生活等方面的信息系统地传播到西方,让西方读者能够较为深入地认识这座中国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进而间接了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的桥梁。同时,这些记录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无论是研究近代广州的经济史、城市史、社会史,还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发展史,《丛报》中的相关内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但是,裨治文的广州书写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时代背景、个人身份与西方文化视角的局限。作为美国传教士,他的书写带有一定的宗教目的与文化优越感,对广州民众的某些评价存在偏见,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过总体而言,它依然是近代以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文献。 【作者】张润,河北经贸大学教授;陈爱平,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 【频道编辑】李卓华 陈春霖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郭芳 叶石界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