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海上来，

潮起海之南。

“枫桥经验”正在海南各地鲜活实践。

海南各市县如何取“枫桥之石”？

又如何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

新时代“枫桥经验”海南版？

有哪些坚持和发扬“枫桥经验”的生动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让群众安全感爆棚有何秘诀？

“大调解”机制拉近与民距离

海口，海南省会。海口稳，则全省稳。为了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椰城落地生根，海口成立了“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区级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形成了“三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新格局。

何为“大调解”机制？

想要“矛盾不上交”，先得架起干群“连心桥”。一些矛盾纠纷由于历史背景和特定的风俗人文原因，仅运用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很难让人信服，必须完善基层矛盾纠纷调处组织。“大调解”机制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致力于把各种社会矛盾有效化解在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用身边人调解身边事。为实现无缝式矛盾纠纷精准排查，海口广泛培养发展调解信息员，建立纵网、横网、群网、流动网“四张搜集矛盾纠纷信息网”，使调解信息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角落。

海口不断与时俱进，为“枫桥经验”注入更多的时代内涵和地方元素，变平安“小独唱”为治理“大合唱”，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图为海口市秀英区石山司法所调解员会同国土所工作人员、村干部在施茶村调解纠纷。

化矛盾促和谐谁是关键？

“专职民调员+网格员”定分止争

没有报酬、身兼多职、不懂业务……因专业知识的匮乏和责任心的缺失,许多人民调解员成为一种摆设。在陵水县，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式。232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分布在全县116个村(居),每个村两名,他们是一支专职、专业的人民调解“先遣队”。

“先遣队”调解“专”在何处？

这支队伍是由政府购买服务、财政全额保障、司法局培训考核、村(居)委会选聘,还配发专门的制服,成为一种深得基层群众认可的服务型职业。专职调解员充分发挥就近、及时、便捷的作用，积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成社会和谐稳定“避震器”。据统计，近五年来，陵水县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8023件，调解成功7812件，成功率97.3%。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调解矛盾纠纷6607件，占比82.3%。

除了专职人民调解员,还有一支“接地气”的政法力量,那就是全县610名网格员。他们就像“陵水的眼睛”,与专职人民调解员一起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及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成为“枫桥经验”在海南的生动实践。

图为陵水县英州司法所专职人民调解员调解矛盾纠纷现场。

旅游城市形象被抹黑怎么办？

“法律诊所”一条龙专治痼疾

三亚一直是人们向往的旅游胜地，然而海鲜排档宰客、水果调包、黑出租等乱象严重损害了游客利益和三亚旅游城市形象。

面对涉旅痼疾，三亚是如何实现华丽转身的呢？

在海南省三亚市新大洲19号市民游客中心二楼，有一个特别“诊所”——三亚市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这里，综合“会诊”、固定“坐诊”、出门“巡诊”的一条龙服务专治各类涉旅矛盾纠纷顽疾。

所谓“会诊”，指的是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庭、旅调委、行政执法部门“四位一体”进行专业化旅游市场监管处置；“坐诊”则指律师、调解达人在法院化解纠纷，有效引导群众通过非诉途径定分止争，将矛盾化于诉前止于毫末；网格员们负责“巡诊”，他们通过手持终端、辅助微信对讲、监控系，向特殊人群、城管、旅游等治理难点精准发力，成为矛盾纠纷的“移动调解室”、基层治理的“移动探头”。

人民调解已在三亚遍地开花，平安和谐逐渐成为“鹿城”旅游新名片，为“枫桥经验”注入新内涵。

图为三亚城郊法院品牌律师工作室调解现场。

医疗纠纷“硬骨头”难啃？

医患“缓冲带”必不可少

医疗纠纷属于专业性较强的矛盾纠纷，在调解医疗纠纷时，不被患者及家属理解是常事。儋州市自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获得了喜人的成绩。调处案件赔偿金额累计达421.68万元，至今没有出现达成协议后再次发生纠纷的情况。

为何儋州市医调委善啃“硬骨头”？

今年年初，儋州市发生了一起医疗纠纷：年过六旬的罗某春因反复咳嗽，咳痰，到儋州市人民医院就诊，经过3次手术后，罗某春经抢救无效死亡。患者家属认为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儋州市医调委接到市卫计委值班电话后，调解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积极安抚家属，并立即组织医患双方代表进行调解协商，听取患者家属诉求后，向其说明医疗纠纷处理途径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化解纠纷。

儋州市医调委能够有效发挥其职能，得益于儋州采取“第三方调解机构(市医调委)+调解专家+部门联合处置”的调解方式，直指矛盾源头，铺就了医患双方的“缓冲带”。儋州市创新实践“枫桥经验”，为群众服务，以民生为本，走出一条长治久安之路。

图为儋州市那大司法所工作人员联合村干部在石屋村调解纠纷。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怎样接地气？

“双语法官”讲乡音道情理

琼中县位于海南岛中部山区，黎族、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6.44%。各族人民聚族而居，自成村峒，村落分散。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民风民俗、文化特点和生产生活方式，对处理矛盾纠纷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对此，琼中县法院有意识地安排少数民族法官审理少数民族当事人的案件。

少数民族法官的优势在哪？

林志贵原是琼中县法院少数民族法官。2018年1月，他退休不退岗，被返聘到了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担任专职调解员。一天，黎族男子王某来到调解室，他因与妻子潘某感情破裂，起诉离婚并想取得孩子的抚养权。林志贵接手该案后，先后给两位当事人打电话，并上门走访。经了解，王某认为失去孩子抚养权便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结合婚姻法和当地习俗调解，王某最终同意了由潘某抚养孩子，每月付1000元抚养费。

会讲少数民族语言、了解当地风俗习惯、拥有丰富调解工作经验……这些优势帮助少数民族法官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是调解工作的润滑剂。少数民族地区稳,则全县安。琼中县法院积极回应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诉求，注重与民风民俗对接，打造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琼中模式”。

图为琼中县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专职调解员正在调解矛盾纠纷。

异地养老纠纷有何化解良策？

发挥“候鸟”余热共创和谐

“候鸟式”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近年来，大量“候鸟”老人秋冬季节性地移居万宁3至5个月，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矛盾纠纷。

异地养老问题日益凸显，万宁市各级政法综治部门有何化解良策？

在万宁市兴隆开发区石梅湾社区，有个地方每天都很热闹，那就是万宁市“候鸟人才”志愿服务站。这是一个由来自全国各地老年人组成的民间团体。目前，服务站驻扎28个服务队伍，已经注册登记志愿者153人，为创建平安社区发挥着余热。

另外，为了让每年旅居万宁市过冬的“候鸟”党员过上党组织生活，万宁市委成立了万宁市旅居人协会党支部等9个“候鸟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万宁通过这些党组织和“候鸟”党员发动“候鸟”群体开展志愿服务，有效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作用，积极协商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不同人群合理利益诉求。

万宁的“候鸟”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使“候鸟”群体和本地居民的关系更融洽，增加了“候鸟”群体的归属感，打造出新时代“枫桥经验”万宁样本。

图为万宁市兴隆石梅湾社区“候鸟人才”志愿者参与社会服务和治理现场。

从海口的“大调解”机制到陵水的调解“先遣队”，三亚的“法律诊所”到儋州的医患“缓冲带”，琼中的“双语法官”到万宁的“候鸟”管理新模式，“发动和依靠群众，地化解矛盾，盾不上交”的精髓一以贯之。

我们看到海南一个个坚持和发扬“枫桥经验”的生动故事，展示着新时代“枫桥经验”已在琼州大地深深扎根、开花结果。

来源：法制日报（作者：操可）

（编辑  韩玉婷 朱婵婵 岳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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