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有记错，胡昌和科长离开我们已经有六年时间了。但是我一直都不愿相信，这位文质彬彬的朋友，已经真真实实的离开了我们。因为昌和很年轻，年轻得我完全可以用晚辈称他。

我们是合作的关系。又因为开始，我对年轻的官员，多多少少有点不以为意，由开始有些倚老卖老，到后来对他有点肃然起敬，我甚至觉得自己要向这位晚辈新秀，好好学习。可惜，那样一个冰冷的春天，我得到昌哥（机关里的同事对他的尊称）去世的消息。用扼腕长叹，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不为过。

昌和在机关做秘书科长。我和他认识，是因为工作关系。当时，他所在的党委部门要编辑一本杂志（内刊），他通过另一位科长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忙？我当时正在编辑一本杂志，两位科长说喜欢我的编辑风格，希望我能够帮忙，负责编辑他们单位的同类杂志。说实在，我对政治类的刊物，即使是内刊，编辑的兴趣不是很大。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些过分概念化的文字，所以我并不是很愿意接昌和科长的差事。

因为我不太愿意接，两位科长就两次请我吃饭，和我聊天。我无意间泄露，自己曾经担任过党员教育的副科长，而且写过一些稿，在各地（包括中宣部《党建》杂志）发表，昌和科长就说：“覃老师您是老党务了，相信有您帮忙，我们一定会做得很好。”

高帽过来，我就有点飘飘然。几个菜下肚，我就不知深浅，接下了两位科长的差事。又听说他们组织了几十人的通讯员队伍，第一轮稿上来，先由另一位科长把关，剔除不能够用的稿，然后再交给我编辑。“每期的工作量大约也就不到三万字”。想想自己工作弹性很大，我就接下了这个活。

后来我发现，名义上，我是编辑，但是实际上昌和科长的付出比我多得多。可能，因为我骨子里是一个文人的缘故，我以往编辑的文字，除了通顺之外，在规范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强调。我比较容易接纳不同作者不同的叙述风格，有时候甚至特别喜欢有个性的字眼。但是，一直在机关工作的昌和科长，他对文字的表述特别要求规范。比如，每一期文章的标题，他喜欢用主谓宾的正儿八经的表达。我编辑的文字，到了昌和科长那里（他是终审），他总要对那些他觉得不规范的标题，甚至每一个不太合适的标点符号，全部改过来。因为杂志印刷也是我联系的，有一次，我在下午催促终审的昌和科长：加快速度，明天务必签印。半夜十二点，接到他在办公室打过来的电话，说连夜读了，明天一早可以拿清样。

我知道昌和担任秘书科长，大概白天没有时间审读稿件，这样的事情，他只能在每天结束了服务领导的事情以后，再做细细的审阅。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有些倚老卖老，怎么就反客为主，催促起主事一方呢？说实在，尽管我不是很认同昌和科长用审阅文件的挑剔和要求，审阅杂志的文字，但是我是实实在在由这一次合作，感受到一个机关干部，那一份对职业的敬畏和用心。再审视自己做了这么多年媒体，何曾有像这位官员那样，对自己从事的事情，那么不遗余力的投入？

如果要说这一次合作有什么收获，恐怕昌和科长的用心让我在比较之下，比出了自己的一些潦草、一些得过且过，让我在这一位年龄上几乎我可以做他的长辈的后生面前，真的有些脸红、有些惭愧。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

这些年，我先后协助顺德多个单位编辑内刊。说实在，真正让我学到怎么做人、怎么做事的，是和昌和科长的这一次合作。可惜，因为昌和科长的早逝，这次合作，后来也就中断了。一次合作，能够遇上一位自己从心底敬重的人，甚至认为可以做榜样的人，并不容易。胡昌和先生，就是我遇到的这样一个让人敬重的人。

文/覃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