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第四届康园论坛在南海区丹灶镇落下帷幕。本次论坛共有六大主题，设置三个分会场，邀请了来自来自北京、广东、江西、贵州等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十位学者齐聚在康园，从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环境史等不同角度解析以丹灶为代表的岭南历史文化。

闭幕式现场。/佛山日报记者刘浩斌摄

“研究丹灶历史文化，我们是认真的！”在闭幕式上，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任建敏进行了会议总结。本次康园论坛不仅是第一次到康园举办，更是第一次站在最前沿的历史研究的角度，系统与集中的探讨了丹灶的历史文化内涵。学者们将丹灶置于岭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在讨论与辩论中对丹灶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为理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提供具体个案。此次论坛，将是丹灶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当天的三场分论坛分别聚焦“明清南海基层社会形态 ”“明清南海礼仪与秩序 ”“丹灶历史名人 ”等主题，将视野扩展到南海甚至是整个珠三角地区，进一步挖掘丹灶的历史意义，形成了包括《家训·法律与社会秩序 》《成圣与创新——冯成修养士观研究》《明清丹灶的基围水利与管理 》《在时间中理解空间：14-19 世纪 珠江三角洲基围区聚落的整合机制与历史变迁》等在内的研究成果。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正刚

丹灶望族家规家训维护一方稳定

刘正刚。/佛山日报记者李宁摄

南海区丹灶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各个家族自明清以来十分重视家族组织建设，其中各家族编纂的族谱，本身就是文化建设工作之一。

罗、区、梁、吴四大家族是丹灶镇有名的望族。明清时期丹灶镇的宗族在制定家训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家训在修齐、治生、处世方面的作用，家训内容基本围绕规范子孙言行、构建宗族秩序、处理乡邻关系三个方面。

在规范子孙言行方面，除了要求重视孝亲的培养，家训也重视叔侄间的长幼尊卑，如《罗氏家训》中说：“伯叔兄弟，伦纪名分所关，无论亲的，但为弟侄卑辈者，当效诚敬之……”

在构建宗族秩序方面，如《梁氏家训》要求父兄长辈做出表率，严惩教唆争端的子弟，“此事全由父兄为之倡率，其有不孝子弟，从中唆摆者，设法惩处。”类似的内容在丹灶镇的家训中也非常普遍。

在处理乡邻关系方面，家训中常见要求子孙处理好相邻关系、礼让乡亲的训条，但当家族利益受损时，也要通过乡约处置。如区氏家族的《光玉堂家规》家规明确提出，家族与乡党之间是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也是地方宗族的共识。

此外，丹灶镇四大家族的家训中，多条内容与国家法律制度息息相关。而这些家训也发挥着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任建敏

孔边方氏对岭南宗族建设影响深远

任建敏。佛山日报记者李宁摄

方献夫所在的孔边方氏，其宗族建设起步似乎较霍氏更早。

16世纪，珠江三角洲呈现出勃勃生机，无论是在仕宦、思想、经济与社会上都有迅速的发展。正德嘉靖年间，珠江三角洲成长中的士绅阶层，积极融入明中叶新兴的白沙之学、甘泉之学、阳明之学等理学流派之中，这些新兴士绅阶层将注意力放在当时最为关注的礼仪问题以及宗族建设问题上，通过灵活运用宗法原则，构建出披着宗法原则外衣的新兴宗族模式。

方献夫对于明代中叶岭南宗族建设的作用，虽然没有霍韬那么广泛与深远，但同样不可忽视。

孔边方氏的宗族建设，一方面与石头霍氏有相似之处，如建立大宗祠：其中方氏为孔边始祖方道隆祠（自方献夫本人上溯七世），霍氏为始祖霍刚可（自霍韬本人上溯六世）、祖父祠：其中霍韬为奉祀其祖父霍厚一的小宗祠，方献夫为奉祀其祖父方用中的亭秋公祠。可见，明中叶岭南地区士大夫的宗族建设，最为关注的，是其本支始祖祠堂为核心的大宗祠，与祖父祠堂为核心的小宗祠。

万历壬寅为万历三十年（1602），距离正德七年始创的方道隆宗祠已经相隔了整整九十年了，其创设的地点，则是方茂夫在广东省城的亭园。这一祠堂，与方献夫及其兄弟创设方道隆、方用中祠堂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概七八十年，其理念与方献夫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方宗元的祠堂，将“南海、新会、东莞三房始迁之祖”都祔入其中，成为了更大的整合岭南地区方氏宗族纽带的标志。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国信

冯成修：学习应立志知圣贤之道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国信。/佛山日报记者刘浩斌摄

冯成修是南海丹灶人。在《黔南学政条约》里，冯成修将“成圣”作为最高教育目标。

为了让学子们学有所成，走向成圣之路，冯成修提出了具体的学习方法和管理规则。首先他要求“重小学”——打好基础、“敦实行”——强调德行在学子们修习和学政取士时的重要性、“重实学”——科考时言之有物之实、“看书理”——读书时要得其要约旨趣所在。此外他还强调“文体”问题，并特别要求士子们“习诗学”。

但是，在冯成修的《黔南学政条约》中，他一方面不遗余力的贯彻将学子往成圣的道路上引导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在“成圣”的旗帜下，曲折地表达出培养学子创新精神的思路。

沿着这一思路，学子们无论是在儒学学术，还是治国方略上，都有可能实现与前人的不同，而达到事实上的创新目标。而这一点，正是明清不少学者兼政治家在治国理政或者管理一省一府一县时，能够有所发明创造，最终实现明清之间政治、经济与思想上的部分转型的基础。

冯成修提出了成圣与创新的教学理念。成圣是明清时代官学教育的共性，冯成修有此理念乃是源于当时整体思想、政治与行政体系的规定和影响。而创新则基本不见于当时的官学条规中，乃是冯成修的独到之见。他的这一见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形势，这样的现实土壤赋予了他对创新的深切理解。由此最终塑造了成圣与创新的养士观。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丁书云

丹灶基围在珠三角水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丁书云。/佛山日报记者刘浩斌摄

珠三角地区水网密布、水系发达，基围水利的历史由来已久，基围发展的历史便是珠三角历史的缩影。

明清时期，是珠三角基围普遍修建与高速发展时期，丹灶地处珠三角腹地南海，北依北江支流南沙涌，南依西江，域内河网交错，亦是基围水利发展的重要地区。以往对基围的研究多集中横跨顺德、南海两区的桑园围，而对桑园围以外的基围涉及甚少。

丹灶基围的修建与管理经历了明初不设水利专官、经费分摊到民，到明末官员捐俸助工、官方部分拨款，再到清代官方拨款、官员捐助、地方士绅捐助组织甚至地方公益组织捐助的多样化管理方式，此一过程亦是珠三角基围水利政策的演变趋势，说明在基围管理中，珠三角基围越发得到政府重视。从各管各基到打破地域成见、邻基相助的转变过程，亦说明基围水利之下是珠三角居民的利益共同体，各阶层都为维护此一利益共同体做出重要努力。

在明清基围管理的政策演变中，珠三角最大的基围工程桑园围无疑具有代表性，但我们也不应忽视桑园围之外的其他基围，如丹灶的大良围、大有围等围，这些基围同样在珠三角发展的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

如今，丹灶等地的基围已变为公有基围，由国家直接负责管理，各围相连形成大的联围，基围的发展进入到较高的形态，继续在地方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李晓龙

资源配置是珠江三角洲聚落重组的主要动力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李晓龙。/佛山日报记者刘浩斌摄

14-19世纪的珠江三角洲聚落的历史变迁表明，地方聚落的形成和演变主要受到该地资源配置变迁的影响。该地早期资源配置严重依赖地理变迁，后期则更受到市场资源的主导。

围绕不同的资源配置，各地聚落的形成和整合的方式和时间也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换的，甚至存在空间上的转移，因此在该地区内的不同地方，由于资源配置达成条件的不同，聚落结构也尽不同。不同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条件，又会作用于相类似的资源并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不同的资源配置和控制资源的方式，又会和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因此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村或聚落也由此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宗族作为珠三角的重要的礼仪建设，但若将其放入上述基于资源配置形成聚落的机制中，则实际应该会呈现出形似而实不同的状况。

有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该地区的聚落形态长期存在不稳定结构，并且聚落形态不是进化的过程而是反复可再造的。

最后，同一种聚落形态和聚落组织方式，因其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由此也必然不尽相同。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志繁

南海的乡村聚落形态与水域开发密切相关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志繁。/佛山日报记者刘浩斌摄

明清以来南海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的是人类生产、生活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

南海地区最早的村落，往往建于地势较高的山岗之上，如西樵山就是南海先民最早的定居之所。体现在村落名称上，我们发现南海带“岗”字的村落建村历史往往更加悠久，如西樵镇鹤岗村、丹灶镇仙岗村都属此类情况。

南海先民以山岗为据点，通过修建基围、修涌排水，不断向地势较低的地方扩张，从而形成一大批依堤而建的村落，在开发沙田的过程中广泛建立起宗族组织。

清代以后，许多堤围内部进一步排水成陆，又往往形成以“塱”为名的定居村落。与此同时，南海还有大量居无定所的水上人（疍民），他们上岸定居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最终形成如今河涌两岸许多以“新村”命名的聚落。

文字|佛山日报记者刘浩斌 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