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变革时代，无为而治已经不适应新发展的节拍，政府要在响应式服务的基础上，加强战略性牵引；企业要创新思维，从企业思维走向生态思维、产业思维、平台思维。

秦朔：人文财经观察家，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增加“有为之治”的成分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发展创新。政府和企业的功能不同，互相不能代替，应该保持一臂之距（one-arm length），本质上最后创造财富的工作、创新的工作是靠企业完成。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促进、融合、共济、嵌入的，而非互相对抗，但两者也存在互相制约和博弈的一面。

在新的变革时代，无为而治已经不适应新发展的节拍。主要是因为现在产业、技术、商业模式、消费者群体和国际环境都在变化，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基础高级化、经济体系的现代化都要求南海要调整过去的产业路径，打破路径依赖，画出“第二发展曲线”。

南海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初通过“无为而治”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其中，“放”是核心，放权、放活、放开；现在需要增加“有为之治”的成分，“有为之治”不是“收”，而是通过响应式服务和战略性牵引提升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以政府有为促进企业有为

结合我在长三角一带做的调研，我举几个案例来说明：

第一个案例是湖州莫干山高新区地理信息特色产业基地（即地理信息小镇）。2010年，浙江省测绘局更名为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时任局长陈建国动议建设一个地理信息产业园，打造“人脑加电脑”、知识和技术密集的楼宇经济，项目落地德清科技新城。当时的小镇只有一个刚奠基的广场，20多名招商人员拿着浙江局梳理出的五大类项目清单，扎进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招商引资，以无微不至的服务筑巢引凤。现在的小镇核心区1.31平方公里，一批基础设施和58幢产业大楼已投入使用，370多家地理信息及相关企业、超过5000名高端人才汇聚。2019年地理信息小镇完成营业收入超200亿元，财政收入超16亿元。

第二个案例是苏州工业园区。从1.0阶段的“变管理为服务”，到2.0阶段的“帮助企业全链条解决问题”，再到3.0阶段的“构建‘六个一’特色产业创新生态”（即围绕一个特色产业，制定一个产业规划，建设一个功能区，组建一家国资公司，设立一支发展基金，成立一个专业服务机构），苏州工业园区的亲商环境不断迭代。2007年开园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目前已聚集了430多家生物医药高科技创新企业和近1.5万名高层次科技人才，形成了创新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三大重点产业集群。

第三个案例是温州的“大美大建”专项行动。2017年6月以来，温州把“大建大美”专项行动作为首要的中心工作，以拆后土地高水平开发利用为重点，按照中心城区“双轴双心四片”的空间结构布局，重点谋划22个重点区块的极核带动作用。

上述三个案例说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应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者、改革创新的探索者、发展质量的守护者。发展是硬道理，增长靠项目带动，好项目是稀缺资源，所以必须争抢，要营造浓厚的抢项目、抢人才、抢要素的气息。

政府也要有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不限于企业，凡有勇气做出决策，承担责任，寻求“有目的的创新”的人都是企业家。政府也要有企业家精神，而且因为政府在大数据的时代掌握更充分的信息有可能做出更加聪明和长远可持续的决策。 

政府不是把市场规则和政策定好就万事大吉。因为项目有太多不可知的变量，任务在落实中异常复杂。企业有需求，政府就要响应。政府是环境营造的主体，而环境营造是进行时，永无止息。

在地方与地方的竞争中，在越来越高的发展要求下，纯粹靠单个企业自发创业已经不够，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创造各种配套条件，以同舟共济的合力向全新的产业形态发起冲击。

政府有为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促进企业和产业有为。无论是服务型政府还是战略前瞻性政府，都代替不了企业的作用。同时，重建营商环境、重构资源配置、建立好的机制、培育好的文化等等措施，最终还是要促进企业的发展与超越。

具体到南海的实践，就是要在继续保持内生活力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和加快建设开放高地。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如何，观察点之一在于能不能创造出杂交的人才文化。虽然一些本土企业家对政府扶持外来招商引资企业会有些意见，但一个地方真要发展起来，是需要有更加开放的文化政治上的竞争力，没有开放高地，地方就发展起不来。

企业家要找到自我超越的方向，抓住产业互联网的机遇，善用创新思维，实现从企业到产业、从企业家到产业家再到产业平台的蜕变。

整理/ 珠江时报记者 吴美璇 李年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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