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钱一斤。”“一块钱一把。”“一块钱一堆。”……

没错，在丹灶菜市场角落的地摊，叶子菜都是一块钱论斤论把论堆卖。这些摊主均是本地老妪老叟，操着极不标准的普通话，或者极难听懂的原乡话，但这并不影响顾客与他们之间的沟通。选好菜装袋，一张微信二维码递到面前，一块钱的交易就完成了。

与那些摆在架子上售卖的大棚菜相比，老妪老叟们自种的蔬菜瓜果，品相没那么好看，大小更是有别，甚至有些菜叶上虫子孔也密密麻麻。大棚菜一年四季都一个价，本地菜就像闺女相亲，过了这个季节（年龄）就不值钱（不好找）了，只能“一块钱”卖了吧。

别看这些老妪老叟们卖着一块钱的菜，家里可能分着几万甚至几十上百万的红。卖菜也从不斤斤计较，一口价喊出来，买菜的都不好意思说再少点儿，这种爽直在交易完成后，还会喜笑颜开地给你塞几棵葱或者芫荽。

这些年很少去菜市场，但丹灶的菜市场我喜欢去。那里除了可以买到实惠又好吃的蔬菜，还能让你感受到一种恬淡与安逸，这是其他地方不曾有的与世无争的生活。倘若你看上临摊的菜，摊主又不在，其他摊主也会热心地帮忙过秤、扫码。

现在一块钱也许算不了什么，一枚一块钱的硬币掉在地上，可能你捡都懒得捡（李富豪掉一块钱，要捡起来，因为他捡的不是钱，而是一种态度）。但时光倒回三四十年前，一块钱还是很稀罕的。小时候过年的压岁钱，长辈都是给一块钱，拿回家藏起来舍不得花，还不时翻翻看在不在。

父亲是木匠，制作的家用木器多以湿料（刚从山上砍回来的树）为材，颇有些重量。有时木器件数多了，也会安排我背上小件木器去赶场。县城的集市位于板桥街，地上铺着长长的麻条石，许是年代久远，车辙马迹深印，竟也凹凸不平。临街的茶馆也一样久远，久远到一长排木器摊，只剩一个人看摊（本属于十个、八个木匠家的），其他人都进茶馆喝盖碗茶、听川剧了。小时候的我，曾经认为他们赶集不是为了卖货，而是想进茶馆看那戏台上眼儿媚眉儿弯的小姐姐（后来听爷爷说有些是男儿身）。父亲从来没有进过茶馆，他经常是守摊的那个人，售价是大家商量好了的，乡民看上哪家的就付钱给父亲，父亲再一一分发出去。有时行情好，一排木器很快卖完；有时为了保证行情，一块钱、几毛钱也舍不得降，卖不动剩下的等茶馆打烊，跑堂的帮忙提了进去寄存，以便下次再卖。

有时忙活，父亲会让我去赶场帮忙卖盆呀桶的。一群大人们照例去茶馆，留下我一人怯生生地守摊，实在不情愿得很，因为我也想去近在咫尺的废品收购站翻二手书，那里我曾经淘过各类名著和连环画。有一次，我为了卖得快点儿，擅自将自家摊上的木器每件都降了一块钱，果然很快卖完了。待我去茶馆找人出来顶班时，那人问我咋只卖自家的。我说：“父亲手艺好，人家都喜欢。”回到家，父亲说我乱了行情，这样不好。可见，这不是一块钱的事，我违反了乡约民俗。

曾经和父亲背着木器翻山越岭去三十里外的王家赶集。除了预订的有人买走，其他一件都没有卖出去，其实都是降价一块钱、几毛钱的事，但父亲就是不松口。往回前我赌气，父亲请我吃面也不吃。路过一个酿酒古灶，父亲买了一壶酒，我拿瓢咕嘟咕嘟喝了几口。下山坡陡路疾，借着晕晕乎乎的酒劲，我一路骂骂咧咧地说，再也不跟父亲一起赶集。其实，他挣的钱，哪一分一厘不是花在孩儿们身上的，看似我在帮父母干活，那还不是为了自己。

（文/苟文彬 作者系志达精密管业员工，南海作协产业工人作家分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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