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　　

数字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城市提升治理能力，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同时，在推进数字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数字化基础不平衡、政府与企业的公私合作不顺畅、大数据挖掘与个人隐私保护的矛盾等问题。对此，佛山日报《理论周刊》专访了中山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和博导郑跃平，分享对以上问题的看法，以及对佛山进一步推进数字治理的建议。　　

专家简介 

郑跃平，2015年获美国罗格斯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导，公共管理学系主任，《数字治理评论》主编，《公共行政评论》《电子政务》《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等刊物编委，才博智慧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包括数字治理、大数据与公共治理、移动政务、智慧城市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数字治理新模式与新挑战

公私合作是推动数字治理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要在相互理解、尊重和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通过管理和制度的完善不断提升合作水平。

《理论周刊》：当下，国内外许多城市都在探索数字治理领域的公私合作，您认为目前这种合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哪些？又该如何应对？

郑跃平：近几年来，各地政府纷纷与互联网企业、技术企业开展公私合作，探索如何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来改善政务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推动整体“智治”。数字治理的公私合作可有效整合政府和企业之间资源进行优势互补，并为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一系列新技术提供应用场景。探索的成效值得肯定，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一个方面，政府与企业各自的目标与价值导向、动力来源、运行方式以及组织文化等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往往导致双方在合作中出现一些矛盾。另一个方面，在具体的项目运作中常常出现由于没有清晰的管理制度、协调机制导致双方的一些权益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保障。当公私部门在合作中出现矛盾而又缺少有效的解决机制，最终的结果是许多地方的合作效果不佳，而效果不佳又将进一步加剧双方的不信任。如何在保证私人部门获取正当商业利益的同时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当下及未来数字政府建设、实现数字治理所要面临的棘手问题。

如何克服这些问题？首先，要进行充分沟通以达成共识。双方都要认识到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治理实现的过程中，公私合作是必然的趋势。公私合作已经成为公共部门建设数字政府的重要选择，而企业能够也需要在合作过程中发挥作用。第二，理解并尊重公私部门之间存在的差异。政府作为公共管理部门与企业在目标、组织架构、制度规则、运行方式等方面有许多不同，这些差异都需要得到理解与尊重。第三，要通过制度建设、法律法规制定等方式构建系统的管理机制，以有效保障、管理、协调这种合作。总而言之，数字治理领域的公私合作需要在变化的治理环境、问题与需求中持续调适公私部门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适应性的合作机制与制度，以更好地发挥双方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的作用，推动形成知识、信息获取及协同治理的网络伙伴关系与生态体系。

破解数据治理困境的关键

在认知上我们需要从技术侧转向治理侧，在体系上要从“对数据的治理”向“依托数据的治理”转变。

《理论周刊》：数字治理领域公私合作的基础之一是新技术的应用。在这一轮的新技术中，大数据是跟数字治理最为息息相关的技术之一。您如何看待大数据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

郑跃平：我们已经迈入了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应用带给公共部门在技术、资金、人力等多方面的成本，然而商业领域的成功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将这些成本转化为收益、通过对数据的挖掘提升服务质量的可能。

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之一是对治理需求的精准识别，而大数据的完整性、及时性、全面性可帮助我们更加精准地识别与理解社会治理的需求和问题。同时，借助大数据手段我们可以进行更加精准地测量与获取社会上的反馈，及时捕捉社会治理中的不足，了解社会治理的效果与效能。此外，通过大数据能对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以更好地发现问题背后的逻辑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关联，为治理提供工具、线索以及决策支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必须在保证个人隐私强有力保护的前提下去推动对数据的挖掘利用。总而言之，大数据意味着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大数据的思维和技术为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带来新机遇。

当然，当下大数据应用仍面临多种困境，包括“数据”与“业务”两种逻辑的冲突、成本与收益的不匹配、数据与治理体系没有有效融合、应用的层级与主体矛盾等都制约了数据价值的发挥与应用效果的提升。因此，在认知上，我们需要从技术侧转向治理侧，对大数据的理解一定要和城市治理相关联的场景、需求、目的进行有机结合，立足治理去理解大数据；在体系上，要从“对数据的治理”向“依托数据的治理”转变。“数据的治理”侧重于围绕数据管理和价值应用的相关制度和保障体系建设，“依托数据的治理”是突出数据及相关技术带来的整个治理范式的重塑和变革；在能力上，要从“制度与规范”“效率与效能”“应用与场景”“稳定与安全”等不同的逻辑出发，不断改革、创新和调整，以提升面对新环境的适应性治理能力，从而让数据真正有效赋能，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理论周刊》：佛山已出台了《佛山市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您认为首席数据官制度对推进大数据在数字治理中的应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方面发挥哪些作用？

郑跃平：首席数据官是“十四五”期间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又一创新举措。从设立首席信息官到首席数据官，反映的是整个政府数字化建设进程迈入了新阶段。过往的数字化建设更多的是数字化平台、系统和渠道的建设，而当前建设数字政府的核心之一是数据治理，所以，设置首席数据官就像之前设置首席信息官一样，它代表的是整个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趋势。

数据治理的工作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复杂，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首席数据官要发挥其作为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资源要素的管理者、挖掘者、使用者、维护者的功能，参与政府数据治理的战略规划，完善数据资源系统的制度搭建，统筹协同数据管理，为政府实现数字治理提供保障。同时，首席数据官在数据安全方面也要发挥作用。总而言之，首席数据官是破解当前数字政府建设当中数据治理困境的关键举措。

保住数字治理的人文底色

技术为治理服务，而数字政府、数字治理的发展，一定要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理论周刊》：以上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聚焦政府、技术等角度，但归根结底，治理的服务对象是人。如何在实践中让数字治理更具温度？

郑跃平：近年来，无论是数字治理还是数字化服务的提供，我们都可以看到数字弱势群体的一些相关权益没法得到有效保障，比如老年人群体普遍数字素养不高，数字化工具使用能力有限，这使得他们没办法很好去享受数字化带来的红利。所以，在数字治理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数字鸿沟”问题，不能认为数字化只是年轻群体的需求，要站在不同群体差异化需求的基础之上去考虑技术的应用。技术作为工具本身可能是冰冷的，但治理不行，必须是有温度的。技术为数字治理服务，而数字治理的发展，一定要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要以人为本，体现出治理的公平性与包容性，让每一个群体都能享受到数字社会的红利，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数字治理中有获得感，这样我们的治理才能有温度。

《理论周刊》：除了不同人群，由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差距也造成城乡之间数字素养的差异。在乡村如何开展数字治理？

郑跃平：过去的信息化建设确实更侧重于城市，乡村的信息化建设相对薄弱。因此，接下来推进乡村地区的数字治理，有几个方面需要重点考虑：

一是要补短板，把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弱这一最大短板补齐，特别是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包括5G在内的新基建，是乡村地区追赶的好机会，要从供给侧进行补短板。

二是提高乡村地区群众的数字素养。虽然目前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的普及率不错，但乡村地区群众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生产工作中使用互联网的能力与效果比城市居民还是有差距。

三是要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素养能力提升、数字乡村建设跟乡村的特点和需求进行有效结合。无论是技术的应用与推进还是数字政府的建设，要在乡村地区落地并产生实效，就一定要与乡村本身的特点、痛点、生产生活场景进行有效结合，如此的乡村数字化治理才有动力与生命力。

四是统筹城乡融合。新基建中的部分建设可以打破空间的局限，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新基建中，城乡之间可以做到一定程度上的资源共享。所以，在数字政府建设当中要充分统筹城乡融合，以城市的数字化建设带动乡村数字化建设，进一步推动数字资源共享。

打造佛山特色的数字政府建设

数字政府建设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本地相关技术企业、关联产业的强大支撑。同时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反过来也要带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新的数据产业布局。

《理论周刊》：具体到佛山，作为人口近千万的特大城市、大湾区极点城市，在建设数字政府、加强数字治理方面有何优势？对于佛山的建设您有何建议？

郑跃平：佛山建设数字政府，实现数字治理有许多先发优势：

第一，经过多年的探索，佛山已有了较好的数字政府建设基础。比如佛山的“一门式一网式”改革、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佛山政务热线等都走在全国前列，佛山的数字政府建设已经有了独特的经验积累。

第二，数字政府建设背后需要有相关的技术与产业为支撑。从全国来看，沿海比内地城市数字政府建设更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本地有相关的技术企业、关联的产业作为强大支撑。佛山作为制造业大市，在技术与产业支撑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与相对优势。

第三，无论是数字政府建设还是数字治理的实现，想要发挥成效，就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和配合。佛山在长期的数字治理探索过程中，培养了公众使用数字化平台获取公共服务、与政府互动等习惯，换言之，培养了佛山市民较高的数字素养。在新一轮的数字政府建设中，公众的认知、接受程度将起重要作用，良好的公众数字素养为佛山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治理发展提供较好社会环境。

总而言之，无论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还是技术跟产业的支撑，抑或是数字治理的社会环境，佛山都有多方面的优势。对于未来佛山进一步建设数字政府，探索数字治理，个人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佛山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适合自身的、具有特色的数字政府建设道路，形成可供全国其他城市借鉴的“佛山模式”。其次，佛山作为制造业大市，拥有强大的工业发展基础，佛山要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带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新的数据产业布局，让佛山的数字治理与产业升级相结合。最后，佛山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与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形成数字治理的有效联动，推进数据要素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推动跨城市的服务融合与治理协同，助力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化建设与发展。

文/佛山日报记者林润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