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霖

这幢位于顺德容里社区乌泥塘的杜启芝故居，静静地伫立在狭窄的小巷，只听得到清风拂动树叶的声音。我怀着缅怀革命先辈的心情，来到这幢曾经作为中共珠江地委机关驻地的小屋，它近年已经修葺一新，树木繁茂，宁静淡然，是顺德区（容桂）党员教育基地。

凝视着那些发黄的历史照片，抚摸着斑驳的墙壁，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情景。1949年4月下旬，中共珠江地委在这里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地委书记黄佳在会上传达党中央有关指示以及华南分局赣州会议的精神要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伟大胜利，要广泛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发展党、团及革命组织，组织地方武装起义，迎接珠江三角洲的解放。这个会议，为珠江地区各级党组织确定了工作总方针和任务，史称“乌泥塘会议”。

七十多年的时间并不久远，一些老人说起当年的往事，还禁不住激动得目光灼灼。

殷实人家 有为青年

杜启芝1916年出生于容桂一个殷实的经商人家，他父亲杜藻兴在香港经营宏记办庄，专门从事珠江三角洲抵达香港码头的商船、货轮伙食物料、生活用品的采购，相等于船舶伙食物料供应商。那时候香港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急剧增加，码头泊位相当紧张，许多商船、货轮到达码头后，迫切等待货物装卸，船上的伙食物料来不及采购，因而要依靠香港的物料供应商运送上船。杜藻兴凭着人脉好、讲信誉，得到不少船东、船管的青睐，他熟悉了解船上伙食要求和船员饮食习惯，选材新鲜，供货及时，因而生意兴旺，获利丰厚。杜启芝从小过着富足的生活，他在香港“大馆”读书，“大馆”与珠江三角洲的“卜卜斋”相似，由一些有名望的文人讲授古典文学和诗词歌赋。通过古典文学和诗词歌赋的潜移默化熏陶，杜启芝不仅加深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打下扎实的文学功底，而且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坚定信仰，胸怀大志。

中学时代，杜启芝来到广州越山中学就读。广州是近代革命策源地，近代知识分子率先以广州为基地，学习西方新思想，传播时代新知识，为社会革命孕育了大量的有识之士。杜启芝就读高中的时候，受到左派作家、语文老师胡春冰的影响，他参加了秘密组织的读书会，思想日趋进步。高中毕业之后，杜启芝返回容桂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在中山九区黄圃镇组织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出资购买一支快制驳壳和多支左轮手枪进行武装斗争。

1939年4月，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以“养成健全新闻工作人员”为办学宗旨，创办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为郭步陶，副院长金仲华，任课老师有乔冠华、范长江、谭思文、恽逸群、徐铸成、萨空了、羊枣、陆诒、胡仲持等人。杜启芝考进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听取乔冠华、范长江、谭思文、恽逸群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世界形势的分析，系统地学习社会科学，从而成为一名向往共产党的进步青年。

心怀信仰 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香港百废待举，海运行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船舶伙食物料需求量大幅增加，宏记办庄生意兴隆。杜启芝个人在宏记办庄占有数万元的股份，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的财富，而且还有房地产物业，但他不愿回香港过舒适优越的生活，而是留在家乡，在容里乡间创办一间云端小学，自己担任校长，教书育人，期望推动社会进步。

那时候，杜启芝名下有一艘来往于万顷沙与香港之间的货船。万顷沙位于顺德与番禺的交界，每当货船从香港回来时，杜启芝常常托人把《华商报》《正报》《群众》等进步报刊以及《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书藏在货物里面运回容奇，收藏在他位于容里乌泥塘家里。在家乡，杜启芝以地方绅士出现，由于他经常阅读进步书报，知识丰富，分析问题中肯，兼之待人友善和蔼，不少乡亲乐意与他交往，倾听他的言论和主张。当时有名望的乡绅关伯坚、梁垣、梁振中、区庆之、岑君厚、冯展辰、罗森乐、岑德初都与他结成深交挚友，他们后来与杜启芝一道，为地下党做了不少有利的工作。

1946年2月，中共广州市委派李株园到容奇出任中共顺德县特派员。李株园在容奇建中小学以教育工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同年10月，在容奇剑雄小学任教的地下党成员岑君成受到敌人怀疑，李株园指示杜启芝负责掩护岑君成转移，杜启芝安排岑君成到乌泥塘自己家里秘密居住，待到年底，他亲自护送岑君成到香港。杜启芝临危不惧的精神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信任，岑君成表示要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个年代，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参加地下党随时有被杀头的危险。在金一南《苦难辉煌》的书中，有这么一段入党的回忆。国防大学副教育长谭思晋说：“我1947年在北平入党的时候，就是一个晚上被叫到城墙根底下，只问了我一句：‘怕不怕死？’我说：‘不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员！’当时的回答只需要‘怕’或是‘不怕’，虽然简单，却很严酷。”1947年初，杜启芝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把生命和热血献给党的革命工作。

有勇有谋 秉烛前行

1947年冬，中共广东区委抓住广东的国民党部队大规模北调的有利时机，作出了恢复广东武装斗争的决定，提出“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中共顺德县组织积极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决定开展恢复武装斗争工作，建立顺德武装队伍。

顺德地下党将这项重要任务交给杜启芝。顺德副特派员黄静生找到杜启芝，他向杜启芝传达珠江地工委书记谢鹤筹的指示，必须运用各种方法在顺德建立党领导的武装。黄静生说，从中原突围返回广东的解放军干部黄有权，根据谢鹤筹的安排，回到家乡沙头开展武装斗争，黄有权通过黄氏宗亲的关系，组建起一支农民自卫军，取名为“忠义社”，已经开展各项工作。组织上希望杜启芝尽快组织起容奇的武装队伍，杜启芝接到任务后，他想方设法联系在抗战初期与他共同组织过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同时把一些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青年组织起来，对抗横行霸道的恶霸以及汉奸特务。

接着，杜启芝邀请当时在国民党县政府当秘书的谭继行到容奇巴黎旅馆聚会。通过谭继行与广东第一清剿区顺德谍报队队长苏汉（花名“大傻汉”）的关系，取得允许成立谍报队第九组的机会。1948年初，谍报队第九组设在容奇上街市本仁善堂，这是由地下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其中陈振当组长，关振英当副组长，杜启芝只是以杜祥的假名做一名组员。当时，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弄来武器，主要途径是到广州联系国民党队伍的军人购买，买武器被抓到是会被枪决的，但他们还是配备了一批武器。不久，黄静生通知杜启芝，李株园的学生蔡虹在英德暴露了身份，希望将蔡虹安排到谍报队第九组。此后，蔡虹负责将党的报刊《华商报》《正报》《群众》在组内分发传阅。通过这些报刊，使谍报队第九组取得对解放战争形势的认识和了解，逐步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从而成为党在顺德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武装队伍，在白区开展各项秘密活动和敌对斗争工作。

潜入敌营 里应外合

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从防御转入反攻，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戡乱动员”，以强力手段处置“危局”，对水陆交通加强盘查，实行法西斯统治。

11月底，杜启芝名下的货船从香港回来时在万顷沙被扣，东莞明伦堂自卫局的自卫队员在船上发现一批共产党书刊，遂将货船上的杜启芝堂弟杜启莘扣押，押送到广州保警司令部保卫处。情况非常危急，一旦线索泄露，国民党顺藤摸瓜，顺德的地下党组织就会遭受到破坏。所以，党组织要求杜启芝全力营救。杜启芝通过一个叫冯鸿的老朋友去找军统特务胡乔恂。胡乔恂是顺德桂洲人，曾在贵州息烽看管过张学良将军。几天后，胡乔恂带冯鸿到广州一间没有任何标志的集中营见到杜启莘，与他统一了口径。后来，又几经周折买通广州警备司令官叶肇堂兄弟叶芹生，叶芹生从中疏通，杜启莘终于获释。

1948年5月，杜启芝和冯鸿获悉胡乔恂有回老家顺德当刑警队长的想法后，冯鸿极力怂恿，趁机吹嘘杜启芝在顺德有势力，如果回顺德可以帮他一把。杜启芝将此事向组织汇报时，副特派员黄静生指示杜启芝要借机会打进刑警队，以进一步发展地下武装和收集情报。于是，杜启芝示意冯鸿，由他推荐杜启芝当胡乔恂的刑警队副队长。胡乔恂回顺德并无任何依恃力量，只有一个并无权势的哥哥胡乔荫当县参议，而当时依靠武力才能站得稳、吃得开。冯鸿的推荐获得胡乔恂同意，并委托冯鸿代他策划安排。7月初，胡乔恂到大良接任顺德刑警队长。杜启芝通过梁萱向梁正借来二挺轻机枪，罗桐也借来一批武器，将谍报队第九组30多人拉上大良，驻在大石街刑警队部，编为直属组。胡乔恂每天带着一、二个他的子侄作亲兵出外应酬、赌博、买卖鸦片烟土和枪支子弹图利。队内行政权力全为杜启芝掌握，他在大良安排了线眼耳目，及时了解情况。

刑警队名义上是属警察局的，实则是军统外围组织，由伪县府直接指挥，队长一定是正式军统人员，由于胡乔恂吊儿郎当，杜启芝实际掌控了刑警队。有一次，杜启芝接到伪县府一个亲拆的机密件，要求查处一批“奸匪”嫌疑，机密件名单共有10多人。杜启芝将密件抄写并由蔡虹送至容奇黄静生，两天后他找到黄静生汇报，黄静生说这份黑名单没有地下组织的人，基本上是各区乡的小学教师，可能说过一两句不满的话给当地的三青团报告上去，被作为“奸匪”嫌疑查处。杜启芝将此事拖延了一段时间，才模棱两可回复伪县府，上头后来没有追究，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白皮红心 卧底生涯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愚弄老百姓的“行宪国大”。国民党伪“国大”开过后，颁布伪宪法，其中一条是实行“乡村自治”民选乡镇长。容奇镇是珠江三角洲各县恶霸势力的“殖民地”，他们几乎都有商号设在容奇，以便他们走私、投机买卖、交蔗卖糖和作交通中转站，如袁带、屈仁则、潘惠的大公行，各派势力都视容奇镇长是一块“肥肉”，伺机攫取。1948年10月底，由于刑警队实际上已由杜启芝亲信把持，杜启芝辞去队副的职务，回到容奇加强武装队伍建设。他把队伍驻扎在圩头，刑警队队副特别组组长关应负责据点，由罗桐的武装小组配合，将武装活动范围扩大至整个容奇镇。容奇镇民选镇长从1948年底开始酝酿角逐。杜启芝向组织提出建议，利用统战力量，推选开明士绅关伯坚出任镇长。但党组织研究决定，要杜启芝出面竞选。

通过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开明士绅关伯坚、农会会长关葆真、商会会长梁振中和教育会长区庆之等人，积极为杜启芝宣传和拉选票。为了稳当地拿下容奇镇镇长，杜启芝私下“孝敬”顺德县长陈骐五千元港币。投票结果，杜启芝以80%的票数击败对手原任镇长韦荫棠而获胜。1949年2月23日，杜启芝举行就职典礼。中山九区黄圃镇土豪梁正等20多人，携带10多挺机枪来坐镇，关葆真从大良请来伍藩等官绅，关伯坚等地方耆宿及各界代表人物出场，可谓阵容鼎盛，各派势力在容奇均不敢轻举妄动，容奇镇就这样成立了由地下党组织控制的“白皮红心”政权。杜启芝接任后，即撤换了镇公所原有的工作人员，安排一批党员和骨干到镇公所工作，全面掌控镇公所的日常工作。接着联系各地武装组织，联名呈请县自卫队贯彻地方自治宗旨，从而撤销由中山梁根担任的容奇民众自卫大队的大队长职务，改由杜启芝镇长兼任。自卫大队总部设在镇公所内，属下八个中队和两个独立分队。有了这支武装力量支撑，杜启芝从此得以顺利开展工作，有力地制约容奇镇。

红色堡垒 坚强后盾

1949年3月初，中共珠江地委在顺德成立，前身为1948年2月成立的中共珠江地工委。容奇地下党工作直接由珠江地委领导，珠江地委书记黄佳交给杜启芝的任务是掩护地委机关及容奇地下党工作，发展经济收入，积极做好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3月中旬，黄佳通知杜启芝寻找一处既安全隐蔽又能容纳20多人住宿的地点开会，几经选择，黄佳确定在乌泥塘杜启芝家的一座空屋开会，这里的生活设施齐全，且独立门户，园地宽敞，所处地形十分有利。为了确保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杜启芝找来了两支快制驳壳手枪和一批手榴弹给保卫人员，并约好接头暗号，他从容奇圩头镇公所接送外地人员到乌泥塘参加会议。

4月上旬，珠江地委在乌泥塘召开珠江三角洲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分别来自南海、三水、番禺、花县、禺北、中山、斗门和顺德。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1949年的形势与任务，要求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迎接珠江三角洲的解放。会议结束以后，珠江地委机关一直驻在乌泥塘，部署与指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作。

乌泥塘会议之后，顺德中区人民武装队在大门宣告成立，迅速扩大了政治影响。黄佳通知杜启芝拟定一个扩大经济收入的计划，支持各区乡发展武装力量。容奇镇公所原来的经济收入是很少的，主要是市场地租。杜启芝除了将原来由商会经办的行会项目接收过来之外，所有烟赌规费、港口出入货物征厘、码头捐等等，都与有关方面交涉或接收过来单独办理，或与稽征所、警察所等收入分成。另外，设立一个容奇镇建设委员会，禁止各茶楼或商号发出的辅币流通，统一发行容奇流通辅币，共发出一万多元港币。这样一来，确保货币流通和经济秩序，又增加了巨额收入，胜利完成珠江地委交给的经济任务。

风雨前夜 力挽狂澜

1949年初，杜启芝接到伪县府的通知，说国民党104医院要迁驻在容奇，要求杜启芝到县府与104医院张院长商量有关事宜。104医院是一间伤兵医院，如果驻在容奇，容奇镇肯定不得安宁。杜启芝到县府见到104医院张院长后，满腹牢骚说：容奇地方派系武装复杂，茶楼酒馆、赌场烟馆、马路乡村，到处都是持枪械的武装人员，经常打斗冲突，死伤根本无法追究，伤兵在容奇语言不通，与当地接触肯定会引起许多麻烦。104医院要来容奇可以，但伤兵医院以及伤兵安全决不能负责。杜启芝提出三个条件：一是院址离开市区；二是伤兵平时不许到市区来，只能在假日有组织有标志进入市区，要遵守地方秩序，不能携带武器；三是医院伤兵白天不准出医院门口。杜启芝有理有据，张院长只好老实地答应下来。杜启芝将空置的破旧不堪的容山书院给张院长做院址，104医院迁进去之后，杜启芝吩咐自卫队天天晚上在书院周围放冷枪，使伤兵不敢越雷池半步。然后派人做医护人员和伤兵的思想工作，让他们转卖枪支弹药，一些伤愈的伤兵还集体哗变参加容奇自卫队，张院长见大势已去，吓得只身逃亡。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败局已定。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派出暂编第一纵队驻防顺德，司令部设在容奇，这是收编淮海战役后逃到广州的残兵败将组成的部队。7月份，暂编第一纵队由副司令官夏秀峰带先头部队到达容奇，杜启芝在陆羽酒家与夏秀峰初次见面。杜启芝故意夸大容奇的复杂情况，要求他们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夏秀峰初来乍到，当然渴望和地方合作。此后，容奇自卫大队独立四分队的队员乘机与司令部警卫连的人员混热，成立联合检查哨，共同制订统一口令，自卫队员随时随地进出第一纵队司令部。8月初，暂编一纵司令邓鄂来到容奇，伪县府的各级官员在凤城酒家设宴欢迎。杜启芝周旋在其中了解情况，胆大心细，刚柔并济，一一化解敌人的阴谋诡计。

武装起义 迎接解放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慌乱中的顺德反动势力拼命搜刮资金，乱似一窝蜂。伪县长罗福耀一方面准备后路，收受彭鼎、梁根七千元港币，另一方面撤销杜启芝的镇长职务，委任彭鼎为容奇镇长。彭鼎一帮人带着伪县府的公文来镇公所要求交接，杜启芝看了公文，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县府无权撤我职，我是民选镇长，如果我不是现行罪犯，只有代表大会才能撤换我。”一席话把他们顶了回去。

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15日，黎尚统等人在大良、容奇假借中国人民解放军名义勒收钱粮。黎尚统是中山人，沦陷期间任小榄镇伪镇长，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第5支队的人。10月21日，黎尚统率领全副武装的部下，突然开进大良，诡称奉粤赣湘边区林锵云司令之命，联结地方人士何守中、苏汉等人，策动顺德“起义”，并在大良镇操场召开所谓“庆祝解放”的群众大会，会上宣布顺德“解放”，成立“民选大良政府”。容奇由邓鄂出面，他的部队戴上礼字号臂章，召集各商店、学校、机关、团体等开大会，宣布容奇“解放”，命令各处悬挂五星红旗。彭鼎等人纠集一批反动武装，扛着机枪，直闯镇公所强行接收，跑上屋顶竖起五星红旗，企图浑水摸鱼，趁火打劫。

关键时刻，珠江地委命令杜启芝立即举行武装起义。15日当晚，容奇、桂洲所有街道、码头、茶楼都贴上标语和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文件的宣传品，杜启芝以容奇民众自卫大队大队长的名义发出起义通告：容奇镇民众自卫大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接南下大军解放顺德。通告、标语和传单一发，及时戳穿反动分子假“解放”的鬼把戏。

10月17日，杜启芝率领起义武装一行200多人渡过海尾，到中山孖沙与中山九区的梁泰猷部队会合，队伍集中整编为粤赣湘边纵队顺德独立团北江大队，由杜启芝任大队长。10月27日，北江大队和梁泰猷连夜突入容奇，分别占领容奇的有利地点，直逼邓鄂部队的前哨太平社碉楼。10月28日，粤赣湘边纵一团挺进顺德，解放了大良和容奇，顺德正式解放。

清匪反霸 为民除害

1949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容良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全县实行军管，并开始接收国民党政府机构产业，追歼残敌、肃匪反特等工作。紧接着，容奇军管办事处宣告成立，李思明为主任，杜启芝为副主任。杜启芝利用自己熟悉容奇多个阶层的情况，协助公安追缉逃犯，收缴黑枪，连续破获多起大案要案，为政权的巩固作出卓越贡献。

容奇恶霸冯坤元原是日伪联防队长，沦陷期间横行霸道，在茶基乡强占农民土地达200多亩，他还枪杀多名无辜群众，手段残忍毒辣。解放后，冯坤元成为茶基乡人民自卫队中队长，依然欺压群众，指使马仔在上佳市打死群众，连军管会征借公粮也公然抗拒。

1950年初，县军管会领导会同当地驻军第四支队政委郑群同志，深入研究冯坤元案件，郑群同意解决冯坤元，但考虑到冯坤元凶残成性，而且马仔众多，很难将其逮捕归案进行公审，认为必要时可以就地处决冯坤元，并决定把此案交给杜启芝处理，杜启芝派了得力助手罗桐等人去处决冯坤元。正月初四，罗桐暗中跟踪冯坤元，在黄鸿义医务所诊室枪决了冯坤元，还击毙了他两个马仔。

在杜启芝的安排下，成功解决了冯坤元一案，不仅为民除害，还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容奇变得安定祥和。

创办侨中 倾心教育

1957年7月底，杜启芝接到顺德县政府通知，负责创办顺德县联侨中学。这间学校属民办性质，是顺德教育史上第二所具有初、高中学制的学校。联侨中学的创立，当时没有列入国家计划，办学经费是根据地方实际，充分利用侨乡和工商业的优势，发挥社会各界潜力，发动华侨、港澳同胞捐助，同时得到了顺德侨联、工商联的大力支持，以及酌情收取学生学杂费弥补开支，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杜启芝接到任务后，他心里相当清楚，这是一项举步维艰的工作。1957年，我国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提前完成，在政治安定、经济初上轨道的基础上，教育事业相应发展，华侨政策进一步落实，这是顺德侨联中学创办的前提。杜启芝深明大义，迎难而上。

联侨中学的临时校址，设在大良阜南路原镇一小学分教处。这是一座深三进的古旧建筑，地方比较浅窄，杜启芝与校董会商量，在学校右边的空地加建两间课室。学校的教学人员，要自行招聘，8月中旬，县文教科接收录取的新生名单，计初中两班、高中两班，共230多人。县政府迅速从公办学校抽调3名教师支援，至9月1日开学典礼时，全校共有教职员工10人。

1958年，“顺德县联侨中学”改名为“顺德华侨中学”，班级增加至8个班，共460多人。学校工作相当繁忙，有的老师要上3个班的语文课，有时还要跨级或兼当班主任，科任老师跨几个科，每星期近30节课。杜启芝担任副校长，既管总务、教学，又要筹资基建，有时还兼教语文、政治课程。1958年底，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又捐建了8座课室，学校集中到一个正式校址，至此，一间完全中学的设置初具规模。进入1959年第三个学年，侨中已发展至12个班，学生600多人。侨中师生同舟共济、砥砺前行，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高中第一届毕业生升大率达到96%，为社会建设培养骨干力量和社稷之器。

胸怀坦荡 矢志不移

杜启芝看似文弱，内心始终怀着一腔热血。他舍弃香港安逸的生活而投身腥风血雨的悲壮斗争，党将他放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扎下根来，尽心尽力搞好工作。杜启芝因为在地下工作时，执行党在敌对斗争方面的“白皮红心”策略，出任容奇镇镇长，由于内外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相互斗争局面极其复杂，他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都几乎受到怀疑与冲击，其中坐牢的时间长达18年。虽然饱经沉浮，他始终心平气和。他说：“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出现一些误会总是难免的，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受得起考验，千万不要因受到误会而产生埋怨情绪，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党。”

杜启芝在回忆中国新闻学院的师友时，曾赋诗一首：“破碎山河泪儿行，精英间道汇香江。书生报国如椽笔，学子辞家五尺枪。”看似书生意气的杜启芝，表面文弱，实则坚韧，面对磨难从不怨天尤人，而是默默扛起命运给予的一切，不计较个人得失，保持着恬淡平和的心境，做到真正的坚守与释然。

1983年，杜启芝退休了，但他仍然担任着大量社会工作，他曾担任顺德县第五届政协委员、《顺德文史》副主编，组织编写革命回忆文章，创作诗词怀念战友。他在《祭朱元秀烈士》中写道：“迷蒙烟雨又清明，犹记当年共进城，闯荡新区惊残寇，献身解放亦豪英。”

杜启芝故居的园地，有一棵苍劲魁梧的大树，枝繁叶茂遮盖着小巷的上空。我想，这或许是当年革命先辈播下的种子，抑或是乌泥塘土地的汁液渗透在大树的根脉，让大树变得挺拔而饱满，吐露着蓬蓬勃勃的生机。

在杜启芝故居的旁边，一座占地330平方米的纪念广场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这是一部厚重的革命史册。杜启芝，一位热血男儿的风骨脊梁，他的故事，像一株株生生不息成长在故乡热土的绿树，共同酿造出城市的气息，这是红色土地的呼吸，当你走在容桂的大街小巷，你可以细心听见这隐秘的呼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