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基石。因此，通过信息技术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尤为重要。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认为，要将信息技术与乡村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治理内容紧密结合，实现乡村社会需求的高效响应、信息渠道的畅通无阻、治理成果的共建共享。

专家简介

赵春江，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我国农业信息化领域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农业信息化理论、方法与技术研究。在农业专家系统、精准农业、农业物联网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性研究成果，实现了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关键环节的深度融合；曾参与国家农业信息化战略规划研究，在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关键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创建了小汤山国家精准农业研究基地等多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专家和80多名研究生，促进了我国农业信息学科发展。其成果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国际奖2项。

现状

移动网络已成农户获取信息主要渠道

目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现状如何？赵春江介绍，当前移动互联、智能手机在农村地区已得到广泛普及，乡村公共事务管理数字化进展明显，在乡村治安防控数字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公共环境治理数字化初见成效。

赵春江及其团队曾围绕乡村治理现代化开展了调研分析工作。根据调研结果，赵春江认为，总体而言，目前移动互联、智能手机在农村地区已得到广泛普及，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更是已探索开展乡村治理大数据平台建设。实际上，近年来随着各地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大大拓宽了农户信息获取渠道，为乡村治理数字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移动网络已成为农户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乡村公共事务管理数字化进展明显。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利用专用财务软件处理财务的行政村超六成，一半以上的乡村实现村级财务网上公开，七成以上的乡村积极利用微信群、乡村治理信息化平台公开村事务信息，近四成村民通过互联网参与村公共事务讨论或投票。目前，乡村公共管理数字化建设已具有一定基础，“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农村不断延伸，村务、财务网上公开趋于常态化，打通了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同时，数字化为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提供有效手段，很多农民通过信息终端，通过网络获取他所需要的教育、卫生以及市场信息。基本的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各项信息惠农工程持续推进，打通了农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为农服务能力，让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飞入寻常百姓家”。

乡村治安防控数字化取得显著进展。根据调研，目前全国已有300多个市（地、州、盟）开展“雪亮工程”示范和重点支撑项目建设，涌现出四川成都、浙江衢州、广东云浮等多个典型。以“雪亮工程”为核心的乡村社会治安数字化防控体系的建设，为健全农村公共安全体系，构建平安乡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疫情条件下，乡村公共卫生数字化有了新进展。比如，近30%的受访村民表示在2020年元旦前后就已知晓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情况，超八成村民认为新冠疫情信息公开“比较及时”或“非常及时”，五成以上村民表示曾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积极参与防控监督。中国电信“村村享”、腾讯“为村”等信息化平台也通过网上防疫知识宣传和疫情统计信息公布，扩大了疫情宣传覆盖面，大力推进了县乡村的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

公共环境治理数字化初见成效，数字化技术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得到初步应用。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农业面源污染的监管、农村人居环境监管以及畜禽废物的监管大约有30%的事务采用了数字化技术，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与治理效果还有待提升。另外，乡村环境治理数字化的应用主要聚集在县、乡以上政府的监管，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监管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仅在部分地区，比如浙江嘉兴和北京南口镇开展了较好的数字化实践。相较其他方面，乡村公共环境的数字治理还比较薄弱。

问题

乡村治理数字化存在“有建设无使用”困境

我国的乡村治理数字化遇到了哪些亟待解决的难题？赵春江认为，当前还存在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数字人才匮乏、数据共享与标准规范缺失、数据安全存在隐患以及缺乏顶层设计等问题，这导致乡村治理数字化陷入“有建设无使用”的境况。

赵春江认为，目前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

首先，乡村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短板突出。农村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基本需求是网能快一点、信号强一点。但目前一些农村地区的4G网络信号不够稳定，有的地方还没有5G信号。

其次，治理人才缺乏。据调研显示，目前农村家庭户主高中及以上学历者约占一成，乡村干部中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占比超八成；近一半的村民不懂搜寻有用信息，约三成村民不会利用信息进行生产经营。所以，目前存在乡村数字化人才缺乏、村民数字素养偏低，精英人才缺失等问题，而这导致了乡村治理数字化“有建设无使用”的局面。未来随着农村人口的进一步减少，由谁来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乡村的数据共享标准规范缺失。由于标准的缺失，导致很多数据很难进行汇集，即使汇集后又难以应用，使得数字化治理的基础成本较高。因此，我们要统筹制定基础标准，加强共享机制建设，把乡村的大数据变成资源宝库，为乡村的治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第四，数据安全存在风险隐患。数据的安全具有双面性，但目前很多乡村的数据安全问题存在较大隐患，需要进一步加强安全保障。

第五，缺乏顶层设计，过于重建设而轻运营。目前全国很多地方都提出了乡村的数字化建设，但在投入建设之后又缺乏运营，导致很多系统没有很好运转起来。

目前，国内有许多乡村治理数字化的优秀案例。比如，北京昌平区南口的智慧乡村、腾讯的“为村”、上海的宝山“社区通”、中国电信的“村村享”等的主要做法，就是把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相关业务紧密结合，实现高效运转，并形成了以下经验：一是注重顶层设计与后期运维；二是建立多元化的参与机制。三是注重大数据价值的发挥；四是注重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结合；五是注重治理主体信息能力建设；六是重视农民主体地位。

建议

制定乡村治理数字化标准规范

接下来应如何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数字化？赵春江认为，要抓好顶层设计，整合各类资源，建立乡村治理大数据采集体系，要强化科技支撑与标准体系建设，重视社会力量参与，建立乡村治理数字化综合示范县等。

赵春江认为，中央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治理现代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明确提出要将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乡村治理数字化实际上就是将信息技术与乡村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内容紧密结合，不断提升公共管理的数字化、公共服务的精细化、公共安全管理的智能化，实现乡村社会需求的高效响应、信息渠道的畅通无阻，治理成果共建共享。通过数字化治理，推进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治理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乡村治理服务的精细化，构建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数字乡村。

基于此，接下来要进一步提升乡村的数字化治理水平，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坚持党的统一领导，聚焦数据要素驱动乡村治理，加快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各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共建共治共享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不断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其次，重点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数字化水平，特别是乡村社会治理、乡村公共卫生安全、乡村人居环境的数字化治理，从而形成数字驱动下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精细化、智能化的治理能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第三，抓好顶层设计，加强组织保障。建议可以由相关部门成立乡村治理数字化工作小组，各省、市、县级部门则也可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同时，还可建立乡村治理数字化的专项资金。

第四，整合各类资源，建立乡村治理大数据采集体系。要围绕集体资产、公共服务、公共事务、公共安全、公共环境、乡村党建等各个方面进行数据的采集。

第五，强化科技支撑与标准建设。要突破与数字化相关核心关键技术，制定乡村治理数字化标准规范。

第六，重视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多元参与和持续运营机制。

第七，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建立积分管理激励机制。

第八，分类梯次推进，建立乡村治理数字化综合示范县。

（本文根据赵春江在第十六届中国电子政务论坛暨首届数字政府建设峰会数字社会创新专题论坛上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文/佛山日报记者林润栋 通讯员韦文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