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人在拉美:一个岭南家族的百年异邦之路│“探访华侨屋,牵出一段村庄往事”系列之二

佛山日报

当年,那个叫梁炽棠的乡下少年第一次离开家乡时,只有13岁。1900年,在同村乡亲的带领下,他在香港上船,横跨太平洋,而平民子弟,大多只坐得起三等舱。在旧金山下船之后,通过陆路继续南下,穿越墨西哥。

异邦之路充满上天严苛的考验。那时,华工进入墨西哥还可以通过海路,墨西加利曾留下过一段悲情往事:有一批华工坐船上岸抵达墨西哥之后,在穿越大片荒凉的沙漠时,有几十人渴死在路上。而从美国穿过美墨边境的陆路,也因为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对华人的不同政策而充满崎岖和风险,比如1897年之后,墨西哥不允许华人入境,华人在穿越墨西哥时,只能白天躲在森林中,晚上再骑着驴仔潜行。

出走半生,归来时不再年少。在梁炽棠的故乡顺德乐从大墩村,他衣锦还乡后精心建造的华屋依然还在,只是在荒废中渐渐颓败。在村中白发老人的回忆中,他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详见上一篇报道《主人一去不返,旧宅尘封百年孤独》)。

时间的荒原里,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而他留在村庄的样子,伴随老人们记忆的衰减,也渐渐模糊。迟早有一天,也许村里再也没有人能够讲述他的故事。“再也没人记得你存在过这个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死亡。”关于墨西哥亡灵节的动画片《Coco》,曾如此诠释生命的最终消失。

村庄龙眼树,曾送别无数游子。

一个远赴他乡开拓命运的游子,一个乡土社会乐善好施的富绅。在他身上,我们看到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艰辛历程,看到艰难时世之中的生命顽强,以及始终未曾泯灭的善良和仁慈。命运崎岖之路上的足音,在遥远的异邦,也留下了回响。

一个叫托马斯.莱昂的中国人

这是一张西班牙语的会员身份证明,办证日期是1920年12月10日,但注册信息是在同年10月25日填写的,办证机构是危地马拉华侨会。这文件记录了一个叫TomasLeon的男子也就是照片中人的基本特征:黑色头发、黑色眼珠、棕黄色皮肤、小眼睛、年龄32岁、已婚、身高1.64米、职业商人、出生地广东……

在一堆西语字母中,手写签名的位置,有三个繁体中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梁炽棠。在这份文件中,我们看到,在异国他乡,梁炽棠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托马斯.莱昂。

那张在大墩村老人记忆中开始模糊的面孔,终于有了具体的形象,他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沧桑。

必须感谢在危地马拉经营乐从家私的欢姨,这个热心的大墩村乡里,带着我们提出的问题,奔走于老乡和亲戚中寻找各种线索,为我们传递来自各方的口述。在欢姨的牵线下,我们还联系上危地马拉华侨会的副会长唐志坚。虽然真正了解梁炽棠的人,都已经去世,但在各种信息中继续完成拼图,梁炽棠在异乡的故事终于有了大致的轮廓。

在当年,每一个远赴海外梦想淘金的中国人,所见到的异邦并非遍地黄金,谋生的现实是从“捱苦”开始的。梁炽棠也不例外。在危地马拉谋生的华人大致沿着类似的路径:先是打工赚钱、省吃俭用,略有积蓄,就从杂货铺一类的小本生意做起,积累一定资金之后便开始创业。但每个人的禀赋和机遇并不一样,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功。也有华侨因为太穷,回不了家乡,甚至也没有能力成家,只能凄凉地孤老于异邦。基于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在危地马拉华侨会成立一百年的历史中,境遇较好的华侨会慷慨捐资,用于照顾孤苦贫病。

10月,危地马拉华侨会举办成立100周年庆典。

华侨会的副会长唐志坚,来自香港,在危地马拉开过武馆,人称唐师父。66岁的他总是为同胞的事情积极奔走,并致力于华人历史资料和文献的收集,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危地马拉的岁月情》。他在华侨会的档案中帮我们找到一份梁炽棠的简历,并为我们翻译为中文。

在这份简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梁炽棠积累财富的途径。他经营过制衣厂和造鞋工场,他在危地马拉第二大城市克萨尔特南戈(Quetzaltenango)开设鞋工场名叫“堂安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他和另外两个乡里在埃斯昆特拉(Escuintla)共同拥有一间百货商店,“AlmacenAdolfoLeonyHno”。这份简历还有这样的记载:“他在危地马拉生活期间,还时常挂念故乡村民疾苦,并照顾当地孤苦贫病,将致富得益,回馈家乡。”这一点,在大墩村他留下的良好口碑中,能够得到印证。

甄别和分析收集到的各种信息之后,我们梳理出梁炽棠一生大致的轨迹。

他生于1887年12月,1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1908年,21岁时开始自己做生意。第二年,他回大墩结婚,1910年,长子阿钊出生。他只身返回危地马拉发展事业。次子阿景在1918年出生,事业略有所成的他应该是在这个阶段回乡享受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并建造了小洋楼。这一年,他31岁,刚刚进入一个中国人的而立之年。

1920年,当地政府颁布了又一项针对华人的苛刻政策,华人每次从中国返回危地马拉都需要重新登记,如果超过12个月,就会被拒绝入境。路途艰辛加上人为障碍,回乡之路,变得更加困难。华侨社现存的资料表明,梁炽棠在1928年和1933年作过两次入境登记,说明这期间,他曾于1927年和1932年回过大墩。三子阿宝出生于1933年,这一年,已经46岁的他再次辞别故里。这么多年来,除了大儿子和他一起在危地马拉打理生意,他一直把妻子和次子、三子留在大墩,也许,在他心目中,这里才是真正的家,而一个传统中国人最理想的人生归宿,莫过于叶落归根,安享晚年。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回乡之路被阻断。抗战结束之后,危地马拉华侨在第一时间分享了胜利的喜悦,一些赚到钱的华人开始准备离开危地马拉,回国发展。据说短短三个月之内,许多人就把在当地的资产处理完了,可谓归心似箭。梁炽棠也把国外的事业转移到国内,回到大墩,他买地置产,开办养殖场,村里许多人在他手下打工。他的事业版图也延伸到广州,在那里有商业和铺位。

不过,相对于他的商业触觉,也许他其他方面的嗅觉是迟钝的。在有些归国华侨开始变卖财产准备再次出国的时候,梁炽棠还在继续置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被划为大地主,而他接济过的人落井下石,告发他“用金钱收买人心”。

1952年,通过各种渠道,已经65岁的梁炽棠辗转香港,再次重返危地马拉,这一次,他带走了全家人。

于乱世的夹缝中

在大墩村,梁炽棠并不是第一个赴危地马拉谋生的人。1900年,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带领他的乡亲是梁仲文和梁仲文的父亲。梁仲文比梁炽棠年长十岁,而梁仲文的父亲才算是大墩村赴危地马拉谋生的第一代。

据说,当年梁仲文父亲同行的那一批大墩乡里共有8人。他们最初的目的地是旧金山,在旧金山留不下,他们又辗转墨西哥,几经漂泊,最终才得以在危地马拉落下脚。大墩村人最早赴危地马拉谋生的具体时间,已经很难准确推断,只能大致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中国人遭到驱逐和排挤,不得不南下前往拉美地区。这种背景之下,这几个大墩人结伴而行,穿越美墨边境,在墨西哥也未能落脚,最终是在危地马拉找到了机会。

大墩乡里梁仲文在华侨社登记的身份证明。

经过第一代人的开拓,在一个地方得以立下足之后,就像趟开一条新的生存之路。同村同族的人接二连三被带出来,老乡带老乡,这种迁徙方式除了包含地缘和血缘形成的情感因素,大概也有着生存策略的考量。

大墩村的乡里梁铭初。

关于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带给我们丰饶的想象,但在比较长的时间中,这片大陆所承载的,是动荡不安的现实。《百年孤独》讲述一个被飓风抹去的百年家族的故事,把喧嚣纷乱的拉美风云投射到马孔多小镇。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发表演讲,列举了拉美大地上如影随形的政变、流亡、暴力、战争、死亡等种种灾难,“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从未享受过片刻宁静”。他说,引起瑞典文学院关注的,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

而这种动荡不安的现实,落在华人身上,是双倍的份量。鉴于华人受排挤、迫害的现状,清政府曾于1910年派出也是顺德人的特使谭培森前往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等中美洲五国作调查,自身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想要保护侨民,但却又有心无力。

人种、文化混杂,以及各种政治、经济的冲突中,作为边缘族群,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但无论多么艰辛,总是能开拓出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像一粒顽强的种子,即使放在石头的夹缝中,放在荒漠中,也能努力长出小草。关于财富的积累,并没有传奇和神迹,我们看到的,只是在异乡的中国人一生克勤克俭的生存现实。

欢姨的先生劳伯当年做过知青,父母都在危地马拉,所以劳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偷渡香港之后,移居危地马拉。劳伯的外公也是大墩人,第一次去危地马拉正好是和梁炽棠同行。劳伯外公生于1900年,从时间上推算,1918年梁炽棠回乡时,他刚好18岁,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一年被带出国的。

右一为劳伯的外公梁窝发,右二为劳伯的外婆,右三为劳伯的舅父。来自大墩的危地马拉华侨。

劳伯向我们讲述当年先辈们在危地马拉开拓的故事。他说,当初,华人除了勤奋、吃苦耐劳,在做生意的时候也非常讲信用,从来不欠账,都是现结,当地人都愿意优先供货给华人。由于中国人性格温良友善,又是黄种人,和印第安人长得像,所以深得原住民的信任。

和拉美人及时行乐、有钱就花的洒脱不一样,中国人有着极深的忧患意识,他们不知停歇地劳作,挣到钱之后省吃俭用,略有积蓄之后便开始做生意。华侨社的唐师父说,华人在早期很受欢迎,但随着华人在经营上的成功,渐渐引发其他族群的嫉妒和反感,特别是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勤劳致富的华人遭到仇视和排挤,危地马拉政府也开始制定一系列针对华人的苛刻政策,1931到1944年,所有华人在境内都不能开设新的业务,包括分店。

在异乡毕竟为异客,抗战胜利的消息在危地马拉华侨中引起振奋,很多人决定回国发展。归国华侨梁炽棠也准备好了,回到家乡,开始布局他的事业。几年后再次背井离乡,大半生的心血付之东流,想必这是个不得已的痛苦决定。

一个岭南家族在拉美落地生根

“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活下去。无论洪水、瘟疫、饥荒、灾难,还是连绵不绝、永不停息的战火,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马尔克斯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虽然也为拉美的开发付出过血汗和泪水,但作为默默奋斗着的微小族群,华人并没有进入拉美历史的主线,在拉美文学叙事中,也鲜有中国人的身影。可以说,在这一块大陆上,中国人面对的生存困境是双重的。但在“活下去”的命题上,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无比坚韧的族群。

一个被严酷生存环境千锤百炼过的中国人,他会被彻底打倒吗?即使他已经65岁。梁炽棠再次踏上异邦之路,带领家族后代重新找到生存的转机。

梁炽棠重返危地马拉之后,以他大半生在这里积累的经验和人脉,重操熟悉的百货业,凭着一如既往的勤奋和聪明灵活的经商头脑,再次站稳脚跟。根据华侨社的资料记载,梁炽棠的晚年生活也算宁静殷实,他“拥有牧场养牛和百货商店等业务,还批发食米到不同埠仔”。据欢姨说,梁炽棠经营的“洪利”百货商店规模非常大,经营范围无所不包,除了棺材没有卖,人一生衣食住行的所需,在这里都可以买到。这个百货商店为梁炽棠的三个儿子在异国他乡提供了稳定的生活。

晚年梁炽棠在危地马拉和儿子生活在一起。

梁炽棠重返危地马拉之后定居于奇基穆利亚Chiquimulilla,在欢姨看来,和她生活的首都相比,梁炽棠带领家人落脚的地方算得上偏僻的乡镇。而乡下的好处是,起步的门槛低,同时在对华人不算友好的当年,远离政治中心,大概也能够远离来自政治权力的盘剥和排挤。

梁炽棠1966年4月去世,人生的最后十四年是在危地马拉度过,相对于一生的奔波忧患而言,79岁去世的他在同一批华人中算比较高寿。华侨社的记载中,关于他人生的最后概括是这样的:“先侨梁炽棠先生儿孙满堂,享受天年,息动归静,安葬在危地马拉皇柏树墓园,他的音容将会在当地侨社持续光耀千古,德望俱著,他惠泽乡亲善举亦永远为海外华人争光。”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梁炽棠的一生实践着中国人的传统生存智慧。

梁炽棠的墓碑。

中国人的故事必须以“大团圆”作为结局才足以告慰人心,梁炽棠的人生的最后时光算是宁静安详。但游子从此长眠异乡,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心中一定有遗憾吧。一生辛劳,却再也回不去故乡。

他的后人中,少数去了美国和中国香港,其余都留在危地马拉,大部分和当地人通婚,从语言到长相,都已经完全本地化。和当地其他聪明勤奋的华人后裔一样,家族中人,或成为专业人士,或经商,大多跻身当地中产阶级。

梁卓安长孙的高中毕业party。

梁炽棠的孙子梁卓安虽然也是混血儿,但他小时候在大墩村读书,后来在危地马拉娶了香港太太,所以在整个家族中,他的家庭算是保留最多中国传统的。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和妻子搬到首都危地马拉城,自立门户经营百货商店,后来又增加了乐从家私的经营业务,一家人的生活算是富足。2009年,卓安曾经回过一次大墩村。7年之后,他也去世了。

梁卓安、梁冯绮云夫妇和四个儿子(梁伟伦、梁伟仁、梁伟文、梁伟豪)。

十年前,欢姨的女儿嫁给梁卓安的大儿子。欢姨的女婿在当地经营一家牛扒馆,三个外孙女在美国人开办的贵族学校上学,欢姨总是用“幸福”来形容他们一家的生活。八年前,欢姨带着女婿回过一次大墩村,看到了曾祖父留在大墩村的五处房产。懂一点粤语的女婿对欢姨说:“要不是有你带着,我根本不知道乡下老家在哪里。”

梁卓安的孙子,也即是家族第五代。

一百年的动荡不安终于尘埃落定,岁月归于宁静,一个岭南家族最后在拉美大陆落地生根。作为家族第一人,梁炽棠身上流淌的中国血脉,完全融入这片新的大陆,就像一滴水,落入大海时,无法回头。

 

文、图、视频 | 佛山日报记者唐燕(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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