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明确要求，积极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优化青年多样化、多层次发展需求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佛山作为试点城市，近两年来积极实施“青聚”“青晖”“青融”“青盾”“青彩”“青尚”六大工程，充分激发青年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贡献青春力量。当前，国家自上而下对社会治理的认知和政策安排发生重大变化，强调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当代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功能得到突显。考虑到当代青年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判断等方面在现代信息技术加持下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其利益诉求表达的方式、渠道和模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与“自下而上”的动员机制磨合中所出现的目标错位或方式方法的滞后等问题不容忽视。为探讨这个问题，佛山市委党校课题组选取在佛山工作生活的18-35岁青年为研究对象，从计划行为理论的视角研究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最终观察其实际参与行为。

A、影响分析

主观规范影响：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比男性更大

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设置成年龄和性别两个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性别变量对社会治理参与意愿影响显著，但未明显影响其治理行为。女性相较于男性有更大意愿参与社会治理，但整体来看性别因素并没有显著影响青年的实际参与行为。究其原因，可能是受传统社会分工观念等复杂因素影响，社会性别在社会化过程中影响了两性的态度、技能和行为，相对而言女性可能更多时间精力分配在家庭，虽然更有倾向和热情参与志愿活动、社区治理等社会性活动，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采取行动。而男性主要以工作和社会性活动为重心，其社会性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因此在主观意愿上就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社会治理参与倾向。年龄变量对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和行为均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影响，可能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内容的多元化及其对青年的吸引与包容，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年龄的影响作用。

行为态度影响：公民间信任水平显著影响社会治理参与行为

行为态度是指对某种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以及对这些结果的主观评估，具象化为对当前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信任水平、社会公平公正程度的评价情况。第一，对社会保障水平的评价并没有对青年的社会治理参与意愿和行为产生明显干扰效应。究其原因，新时代十年以来，党和政府全面推进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些改革成果实实在在地由全民共享，青年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保持乐观与信心，因此青年社会治理的参与行为并不会因为其对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而发生明显变化。第二，青年对社会公平公正程度的评价与其社会治理意愿和行为也没有表现出显著关系，说明当前社会对待青年的公平公正程度以及包容度相比以前有大幅提升，特别是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之后，在人才政策体系、就业创业发展平台、权益保护以及文化生活平台等多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与保障，让青年有更多的机会投身到社会治理中。第三，公民间信任水平明显影响到青年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反映出青年对公民间信任水平较高的评价对其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产生了直接且积极的影响。

知觉行为控制影响：互联网使用强度越高参与社会治理意愿越小

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体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并执行某种行为的难易程度，包含其本身教育程度、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强度等内容。结果显示，青年受教育程度对其社会治理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为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综合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都有所提升，更有动力和意愿参与社会治理。但有趣的是，该变量未显著影响青年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可能是当前社会治理内容供给能力不足，与青年参与期望有落差；城市化当中出现的社区陌生化等导致青年社区认同感缺失，参与治理的心理预期、治理成本与参与收益等都会影响参与行为。而互联网使用强度与青年社会治理参与意愿之间则呈负相关，估计是青年如果越是沉迷互联网世界，则会减少其与现实社会的互动。而应用互联网看时政新闻频率这个变量对青年社会治理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均表现显著，说明青年应用互联网关注时政新闻，有利于全面深度认识相关政策，更有意愿和能力参与社会治理，比如知道如何结合自身的兴趣和特点依法通过各类社会组织有序表达诉求和意见。

B、对策建议

1.优化积极开放的青年人才引进、培育与发展机制

一是完善青年人才引进及配套机制。出台激励政策，引导高校毕业生积极报考社区工作者、村干部等基层社会治理岗位；将网格员纳入大学生到企业服务补助项目，支持高校毕业生担任网格员；探索青年参与社会治理保障制度，畅通并拓宽晋升通道。搭建平台鼓励青年人才发挥“智库”作用，凝聚高层次智力资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出谋划策。鼓励青年积极参加各类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拓宽理论视野，更加精准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方向，保证青年社会治理参与动力的持续性。 

二是支持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组织化平台。在组织外部，有关部门通过政策、项目、财政等方面的支持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功能的准确定位和良性发育，着力提高青年在表达意愿、协商合作、参与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在组织内部，应着力提升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性探索和规范化管理，切实发挥其枢纽性平台和专业化组织的功能作用。

三是家校社三方联动共同构建青年社会参与意识教育的立体网络。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家庭教育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过程中鼓励和引导青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发挥社会教育的资源赋能作用，基层政府、高校及社会组织通过开展有序的政治参与活动唤醒青年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激发青年消除社会漠视、社会性别鸿沟，提高社会参与型青年对社会治理的认知水平。

2.提升社会治理服务的精准化供给水平

解决青年社会治理参与率低、效果差的问题，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服务的精准供给。

首先，依托智慧化治理技术和资源与青年建立直接联系。这既能直接搜集并准确定位青年社会治理需求，又能畅通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线上渠道，同时还可以通过服务积分兑换、最美社区人评选、社会治理成效展示等方式扩大青年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的精神和物质收益。

其次，依托完备的基层组织体系以及“惠从党来”工作机制，为青年提供社会增值服务，满足其公共资源需求。例如子女托育、继续教育、就业培训、信息咨询等，在分享、使用公共资源的过程中培育和发展邻里关系，为社会治理认同感的形成奠定基础。

最后，拓展基层党建服务载体的治理功能。根据不同类别青年的需求层次、参与能力和参与兴趣量身打造分层性引导和分类化服务，营造一种鼓励人人参与、互助参与和尊重参与的治理文化氛围。

3.创新互联网技术赋能青年参与社会治理

一要加强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战略机遇的宣传与引导，共营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氛围。各级共青团组织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微博推文、新闻报道或宣传讲座等，广泛宣传社会治理的现状、发展需求及典型人物事迹，引导青年群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二要探索“青年+技术+互联网”新的组织协同模式。新时代青年拥有适应网络时代发展的技术和能力，要善于因势利导，引导他们将自身专业知识与网络技术进行链接，创新社会治理服务内容和方式，增强治理效益。

三要思考全媒体时代做好青年的思想引领工作，特别是将晦涩难懂的社会治理政策和文件内容转化为青年群体“能听见”“愿意听”的传播内容，将传播效益转化为实在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

（执笔/吴亚慧，佛山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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